《牡丹亭》里，杜丽娘一梦惊醒，来到“春色如许”的庭园，哪知她一眼望去，一边是“姹紫嫣红开遍”，一边却是“断井颓垣”，真正是物是人非的无奈。对于上海市宁波路50号来说，亦复如是——八十多年前的辉煌恍然若梦，“锦屏人忒看得这韶光贱”。 　　

上海外滩的背后有条宁波路，东起四川中路，西至六合路，长1226米，俗称后马路。其东段是老上海钱庄及小型银行主要集中地，解放前，这一地区的钱庄、银行多达90余家，堪称上海的金融街。 　　

宁波路50号，是一幢高6层、平面呈A字形的现代派风格建筑，正好占据了宁波路与江西中路的转弯角。这里曾是旧中国最大的民营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所在地，其创始人之一及当家人陈光甫(本名陈辉德，字光甫)是当年国内金融业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乃旧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银行家之一。 　　

以陈光甫的眼光，之所以选择宁波路开业办公，以己揣度，宁波路东向不远即是外滩，彼时聚集了多家实力雄厚的中外资银行，而宁波路本身又是众多钱庄和小银行的集聚地，一边倚着大银行，一边挨着钱庄，地理位置颇佳。陈光甫生于经商之家，祖上几代都经营钱庄；其早年留美学商科，归国后曾任职江苏省银行副总经理。由是，熟悉钱庄又有留洋及银行经历的陈光甫和他的“小小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初创时仅有职员7人、实收资本7万元，规模还不及当时的一般钱庄)创业伊始便跻身宁波路，很大程度是想吸收钱庄的存款，以便在金融界立足。 　　

吊诡的另一面是，当时中国银行业基本被外资银行以及传统钱庄把持，华资新式银行作为第三股势力，起家之初多数地位不高，要搏出一条“血路”实属不易。宁波路的地理位置恰好处于两方夹击中。或许，越是危局，越有商机。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15年初创于宁波路9号的石库门房子内，宁波路50号建筑物乃于1931年才落成开张。原本石库门狭小的门面、简陋的办公设备并未束缚其手脚，相反，短短的16年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凭借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灵活的经营策略，在中外金融机构的激烈角逐中脱颖而出，势如黑马。 　　

史料显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15年成立之初，仅吸收存款55万元，储蓄1.8万余元。到1930年，存款已猛增至8900余万元，居“南三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和“北四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之首，也即所有民营银行之首，成长为中国第一大私人商业银行。 　　

据不完全统计，1927年时，全国共有华资银行57家，其中，商业银行48家，共有资本8000万元。48家商业银行的存款总额共3亿多元，其中的80％集中于“南三行”、“北四行”以及四明银行和中国实业银行这10家银行。到1934年，华资商业银行已达138家，前述10家银行几乎拥有全部商业存款的一半。1937年抗战爆发前，即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立22年时，其资本已增至500万元，各项存款近1.7亿元，全行员工达1700多人，各种分支机构79处(不包括仓库)，成为中资银行的翘楚。连宋庆龄的母亲倪桂珍都成为了该行的股东。 　　

按理，取得如此傲人业绩，荣升华资商业银行“首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办公大楼理应高大上，然而，其却十分低调。 　　

与位于外滩的那些中外资大银行耗资无数的豪华办公大楼相比，宁波路50号并不显眼，既无金碧辉煌的拱壁或穹顶，也不走古典复兴的国际范儿，更没有什么哥特式的尖顶、古希腊式的穹窿、巴洛克式的廊柱、西班牙式的阳台……事实上，这幢大楼外表看起来十分普通，可说无甚特殊之处，也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 　　

作为上海保存下来的优秀历史建筑，该楼由通和洋行设计，钢混框架结构，深红色耐火砖墙面，檐部及五、六层间窗台下部有白色水平线脚。最独特处，是顶部一个两层重檐歇山中国传统样式建筑。 　　

这种普通而不张扬、平实而不奢侈的建筑风格，若置于“豪”气冲天的外滩，仿佛“鸡立鹤群”，相去甚远；反倒是与宁波路的整体风格相得益彰，温和、素朴且平易近人。《尚书·皋陶谟》谓人有九德，一幢建筑如有“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直而温、简而廉”之风度品貌，亦能反衬主导者的心性品格。 　　

陈光甫说:“我行往来多系中下层小户，如果银行搞得太阔气，人家就可能不敢登门了。”这幢外观朴素的新大楼据悉在当时的大银行中着实少见，但朴素不等于简陋，陈光甫专门请来美国银行建筑设计师设计布置营业厅内部，“凡安设桌椅等等，均需在适当地位，为顾客力谋便利，为行员兼谋办事上之敏捷”，目的在于方便客户，提高服务效率。新楼落成开张时，既无鲜花彩旗，又无名人莅临，甚至没有发出一张请柬。 　　

从走向来看，该大楼沿宁波路右向转入江西中路，转角处设主入口，其他分别在宁波路和江西中路沿线设二个分入口，因此，有宁波路40号、50号、江西中路368号三个门牌号。 　　

江西中路368号入口处现大门紧锁，不得出入，门楣上依稀能辨认出“上海大楼”的字迹。 　　

宁波路50号主入口如今为浦发银行某分行所有，营业大厅基本保留了旧营业厅开阔的空间格局和布置。只见方形立柱支撑的主厅挑高为二层，下层办业务，上层办公，皆依序围绕着大厅四周，中间散落着休息区。 　　

这种有疏有密的空间布局、疏朗的挑高格局，是老银行建筑的典型设计风格。在这样的业务场所，人员和空气流动有序畅通，距离感和私密性兼而得之。即便人再多，也不会感觉密实压抑；即使不设一米线，人员也会自觉保持在一米线外。 　　

而宁波路40号分入口，现已为某经济连锁酒店专用。沿门内楼梯拾级而上，但见灯光昏暗，墙面斑驳，带有钢筋的旧窗框和窗玻璃蒙尘至黑，显然，这里缺乏养护，已经废置不用多年。在楼梯转角处，有一个半人多高的砖栏小天井，天井上壁四周凸出有装饰石板，石板左右饰有石膏雕花，中间印有尚可辨认的建筑或风景照。一个同样布满灰尘的水晶大吊灯自楼顶垂至天井，不知是否还是曾经的原物。 　　

楼梯到二楼即止，一条走廊直伸到底，两旁为客房。遥想当年，这一间间客房或许正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各个业务办公室，如存款部、储蓄部、内汇部、国外部、往来部、信托部、分行部、出纳部……走廊上，着长衫或西装革履的员工穿梭忙碌，来办事的客户交谈声不绝于耳，其间还夹杂着噼里啪啦的算盘声。而今，只有拖着行李箱的各色旅人在此地进出。 　　

宁波路50号，经历过一次严重的挤兑风波，也见证了中国第一家信用保险(放心保)公司“中国第一信用保险公司”的诞生。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随同国民党政府迁到重庆，至1949年全国解放的这段时间，相关史料的记载语焉不祥。据曾经的老员工回忆，1948年底时，该行大量外汇被抽离到国外，银行业务持续收缩，处于停滞维持状态，营业厅内也冷冷清清，员工上班实行AB制，隔天休息。 　　

据悉，1952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与60家行庄组成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6年后全部并入人民银行。而身在香港的陈光甫，则于1950年末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香港分行改组为上海商业银行，并正式对外营业；1954年，该行在台北设立了总行。两家银行现均成为当地商业银行的主力军。 　　

想必在当时，宁波路50号就已经结束了其作为上海储蓄银行总部大楼的历史使命。尽管短暂，但它的一砖一瓦都已深深融入了这家旧中国最大民营银行的辉煌与颓败。动荡变迁的时代，让上海储蓄银行如同耀眼的流星，璀璨令人惊艳，陨落令人扼腕。 　　

“良辰美景奈何天”的感喟已属过去，今天，当我们面向未来时，应回望历史，以史鉴今，不让这些雄图壮举被时代淹没，才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