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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日報網消息：英文《中國日報》10月20日報導：在英國共產主義者，教師和作家大衛·柯魯克（1910-2000）逝世十周年之際，他的理想主義和無私奉獻精神依然不為人們所忘，他的家人、同事、學生和朋友隆重紀念他誕辰一百周年。他生前長期工作過的北京外國語大學於10月20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了大衛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會。
上個世紀30年代末，柯魯克在西班牙時閱讀了愛德格·斯諾的《西行漫記》，這本書激起了他對中國和中國革命的無限興趣。他和夫人伊莎白·柯魯克一直到1947年才有機會到達解放區觀察土地改革，並且用整年的時間來搜集資料，為他的經典著作《一個中國村莊的革命》奠定了基礎。
此後，大衛開始了在中國漫長的英語教學生涯。他任職于北京外國語大學幾十年，教授英語和世界史，直到八十年代末退休。同時，他也通過寫作和演講向世界介紹一個真實的新中國，而非在冷戰背景下被極度簡單化的中國。
如今年屆95歲的伊莎白總結說：“因為我們參與了中國偉大而曲折的革命，大衛的一生和我們整個家庭的生活都被極大地豐富了。”
大衛·柯魯克出生於倫敦的一個中產階級猶太家庭，18歲時全家移民到紐約以尋求一個更好的生存環境。然而，就在他們到達紐約後不久，經濟大蕭條就席捲全美，這讓當時的大衛意識到了資本主義的黑暗和脆弱。
在哥倫比亞大學上學期間，他加入了一個由積極分子組成的青年小組，以調查肯塔基州哈蘭縣的煤礦工人罷工。然而，這個調查小組遭到了當局的強制封堵，導致該小組從未到達該礦點。
這段痛苦的鬥爭經歷使大衛在1935年回到倫敦之後就加入了英國共產黨。1936年，他志願加入西班牙國際救援團，幫助西班牙人民抵抗法西斯的入侵。
1938年，大衛接受了一份在上海聖約翰大學的教職工作，之後又轉到當時位於四川成都的金陵大學繼續他的教學。在成都，他結識了伊莎白·布朗，一對加拿大傳教士的女兒。伊莎白生於中國，她跟大衛一樣對中國的農村土地改革有著濃厚興趣。
1942年，大衛和伊莎白在倫敦結婚。當二戰爆發的時候，大衛加入了英國空軍，並被派往印度，錫蘭和緬甸駐紮。而伊莎白也加入了英國共產黨，成為加拿大女子軍團中的一名護士。
戰爭結束後，大衛返回中國，希望能在斯諾的報告發表十年後繼續對中國革命的進程進行研究。1947年，經過英國共產黨總部介紹，大衛夫婦在位於晉冀魯豫解放區的十裡店村駐紮下來。
大衛隨後被接收為黨內學習生活中的一名同志。到達十裡店後不久，他“第一次經歷了批評與自我批評這一十分有益的運動。”伊莎白回憶道。
大衛夫婦曾經有兩次準備離開中國，卻最終選擇留下。
第一次是1948年，他們打算返回英國以完成關於十裡店的研究報告。當時中共中央希望他們留下教授英語，培訓即將成立的新中國的外交人員。
另一次是在六十年代初，大衛準備接受英國里茲大學一份優越的教職工作。
“當時赫魯雪夫突然召回成千上萬在中國工作的蘇聯專家。要是大衛也離開的話，會被認為是站在蘇聯那邊對抗中國，”伊莎白回憶道。
大衛的學生和老同事、北外的梅仁毅教授回憶，“當時大衛對我說，如果我在這時候離開中國，就是拋棄最珍貴的朋友，這會讓我良心不安的。”
伊莎白說，“大衛告訴學校的黨委書記我們也許會推遲出發時間。而學校的回應是（希望我們）‘留下’，於是我們就留了下來，直到今天。”
大衛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五年不公正的關押，由於周恩來總理的干預，他最終於1973年被釋放。
伊莎白說：“正是他樂觀的性格和生活的紀律性幫助他度過了艱難的囚禁歲月。”
“比如，當時他能在監獄中讀到《人民日報》，但是他能看懂很少的中文字。而且在監獄中他也不允許有字典，於是他向管理人員索要了一本中英對照的林彪語錄的小冊子，當做他學習中文的字典。”
“他常引用毛澤東的一句話，‘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對此他非常理解並深有體會，所以他從未因為秦城監獄這段的長時期監禁而責怪過中國。”
出獄後，大衛立即滿懷熱情的投入到教學工作中去，並參與編寫了新的漢英詞典，沿用至今。
67歲時，他開設了一門非常受學生歡迎的世界史課程，以提高學生對社會和國際事務的認知力。
在20號的紀念會上，梅仁毅教授對這段經歷回憶道，“為了找到合適的教科書，他拜訪了所有在北京的外國朋友，翻遍他們的書架；在出國探親時用自己的錢購買了大量教材。他設計教學大綱，親手書寫講義，教授課程，邀請嘉賓開講座，並且培訓年輕一代的中國教師。學生們為他的努力所深深感動，並且慢慢喜歡上了這門課程。”
梅教授還提到當時北外承擔了一個專案，為來自老少邊窮地區的英語教師做培訓。柯魯克夫婦把這些教師邀請到家裡來，讓他們分組做口語對話練習。他們還走訪了內蒙古，青海以及其他一些這個專案中涉及的偏遠民族地區，説明當地學校提高英語教學水準。
“柯魯克老師對教育和英語教學所作出的貢獻在於：他認為學生必須瞭解工人和農民，瞭解國家的現狀；學生要有國際視野和批判性思維；教師要關心、瞭解學生，學生間要有互助精神。他常年堅持到學生食堂吃飯，在飯桌上傾聽學生的需求，並彙報給學校領導，”梅教授說。
“他崇高的人格和無私無畏的風險精神將一直激勵著我們，”他說。
大衛不僅是一位嚴謹的學者，他同時更是一名慈父，他十分重視家庭生活。
他的長子卡爾回憶到：“我們是一個熱愛戶外家庭。”
他說，“父親會在週末的時候帶我們到西山爬山和野餐，在夏天的時候也會去游泳。他還喜歡騎車和網球，把游泳當作是一生的愛好。甚至在他逝世前一年，他還在一名家政人員的幫助下每天到友誼賓館遊一小時的泳。”
“父親一直堅持用中文給我們閱讀西方的睡前讀物，儘管他的中文還沒有母親的流利。”
“他非常幽默，經常跟我們開玩笑。他能唱法文和德文歌曲。他還收集了大量西方古典音樂的唱片。”
伊莎白說，“大衛是個好丈夫，他認為夫妻要享受平等的待遇。他堅持他的工資不能高於我的。”
大衛的次子麥克爾說，“父親做的很多人生決定都是出於組織的需要，他把人民的利益放在自己的個人得失之前。”
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駐華大使吳思田在20號的紀念會上發言說，“大衛·柯魯克的一生從18歲開始變得多姿多彩而國際化。他後來來到中國，向外界傳播一個積極正面的中國形象。他不僅是中國人民的朋友，而且是一位能提出坦誠意見的朋友。今天的紀念會是對他促進中西相互認識的努力的認可。”
來自北外的陳琳教授評價，“柯魯克是一位國際共產主義戰士，一位偉大的教育家和中國人民的好朋友。”
（中國日報記者
林琦 編輯 裴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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