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性产业”概况







                            一、娱乐业的现状







    在这个金矿区里， 加上白天上山晚上下山的人在内，总共有大约2.8万人口，

却有舞厅8个， 卡拉OK厅7个，发廊5个，录像放映厅5个，台球厅4个。娱乐场所总

计有29个。



    所有这些场所，都是棚子。那些舞厅或者卡拉OK厅都比较大。其中最大的那个

是一个舞厅兼饭馆，整个占地面积将近100平方米，其中的舞场也有40平方米之大。

发廊一般都很小。 其中最小的两个，各自包括3个按摩房在内，都只有大约20平方

米。录像厅和台球厅处于中间状态，一般都不足40平方米。



    所有这些场所如果同时营业而且客满，估计一共可以容纳大约1500人娱乐，也

就是占到社区总人口的5％多一点。 对于这样一个偏远的金矿区来说，这个比例已

经很高了。[1]



    这些场所相当分散，相隔较远。这是因为人们居住得也很分散，而且棚子区之

间来往不便，所以娱乐场所也只好各自为战，逐人群而建。



    山上没有专门的旅馆，但是几乎所有的舞厅和卡拉OK厅，都标明自己附设旅馆

或者提供住宿。其实大多数只不过是让客人住在白天的活动场地里而已。甚至所有

的饭馆和商店，只要客人提出要求的话，都可以提供住宿。即使有的场所其实并没

有专门住宿的地方，老板也很乐于把自己的住处腾出来，供客人留宿，自己则去别

处找地方。



    这可以说是这个社区最大的特色。笔者上山以前，最担心的就是恐怕不得不去

工棚借宿。上山以后才发现这种随时随地可以住宿的情况，所以印象格外深刻。这

种局面的形成，是因为投宿的人虽然很多，但是真正的旅客却太少，不足以支撑哪

怕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小旅馆的生存。







                          二、“性产业”的概况







    在这个金矿区，投宿的基本上都是山上的人，都是为了“打炮”或者“陪夜”。

因此毫不奇怪，山上所有的娱乐场所都自己备有小姐提供服务。而且，凡是可以提

供住宿的地方，同样也可以提供小姐；只不过并非自备，而是从娱乐场所里招来的。



    笔者在山上的6天5夜里， 先后询问过9个娱乐场所、6个饭馆和4个商店能否让

我投宿。结果，在三五句的交谈中，只有一位帮助大人看守柜台的十来岁小姑娘，

没有反问我要不要找小姐。但是，笔者无法再询问更多的地方了，因为山上毕竟太

小了。尽管笔者后来注意到这个问题，白天尽量少出去逛，但是在第三天里，许多

人就已经认识笔者了。终于，一位OK厅老板毫不客气地问道：“你到底想要什么样

的（小姐）？还没挑够吗？！”于是笔者知道，这样的面上的访查必须结束了。



    那么山上一共有多少嫖娼卖淫场所和多少暗娼呢？访谈的对象不同，回答也就

非常不同。 工头和民工倾向于往多说，甚至有一个民工肯定地说，至少有100家，

每家至少有10个小姐。[2] 于是笔者进行测谎询问，结果他承认自己并没有真的去

数过。



    相比较而言，娱乐场所的各位老板相当了解内情，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为了

拉住笔者这个“客人”，他们却倾向于往少说，恨不得说“只此一家，别无分号”。

笔者也曾陆续询问过指挥部的3位干部， 但是只有后来与笔者混得最熟的那位，在

笔者快要下山的时候，才提供了一些从官方角度来看的情况。



    由于笔者已经过早“暴露”，无法继续采用挨门挨户的“乔装”访查；由于山

上人稠地窄，无处藏身，也无法进行定时定点的“蹲坑”观察，所以只能综合各方

面的说法与笔者的局部访查，把这个金矿区的“性产业”的规模初步确定为：在笔

者进行社区考察的这个时段之内，山上一共有36家左右的场所备有小姐（其中有10

家左右是饭馆）；每家备有1人－5人（中位数大约是3人）；小姐总数在80人－130

人之间；其中拒绝卖淫的几乎没有。



    这样算下来，与金矿区的大约2.8万总人口相比，小姐的比例大约是3‰－5‰。

对于这样一个很少有外地游客、并不具备城市的基本条件、社会阶层相对非常简单

的偏远矿区来说，这一比例已经够高了。



    一般来说，如果仅仅从经济上来看的话，那么衡量一个地方的“性产业”，有

两个最主要的指标：





    1.小姐的行情





    在这个金矿区，在笔者考察期间，“打炮”是：开价50元，还价可以是30元，

甚至20元。“陪夜”：开价150元，还价可以是100元，甚至只是一半。“三陪”：

开价是30元，还价是10元；如果接着“打炮”或者陪夜，还可以优惠一些，甚至忽

略不计。[3]





    2.性交易的频率与总量





    笔者在此次社区考察中，总共记录到38人次[4] 的嫖娼。由于山上的这种活动

相对公开（如前文所述），所以其中27人次是笔者自己获知的，11人次是老板或者

小姐事后说的。



    所谓获知，主要有两种途径：[5]



    一是“看”，就是既看到小姐与客人谈生意，又看到客人进入小姐的单间或者

小姐所在的棚子， 并且呆了不少于10分钟。这样获知的有13人次。其中7人是在白

天， 至少也是在天没有黑透的时候。另外6人则是在晚上，都是在棚子内，在小姐

陪吃、陪舞、洗头之后。



    第二种途径是“听”，就是笔者虽然并没有看到嫖客何时进入小姐的单间或者

棚子，但是他俩的性交易活动，却可以在棚子外面或者隔壁的单间里听到。这样获

知的有14人次。尤其是笔者入住A场所的第一天夜里，4位小姐都在陪夜，其声响，

简直有点像“喧哗”。



    当然，笔者不可能时时刻刻都守在入住的场所里。但是老板和小姐有时在事后

也说起客人来过的事，笔者又努力绕着询问，因此得知，可以确认的事例有11次。

[6]



    在这样的“入住考察”中，笔者没有记录下来的事例应该不多。这样算下来，

就可以得到一个下限： 在A、B两个场所里，9位小姐在6天5夜里接客38人次，每人

每天平均有0.8个嫖客。



    这样，笔者就可以进行如下推测：



    如果按照笔者的推测， 山上有80－130个小姐；如果她们人人都是这样，那么

在这个金矿区里，每天平均出现大约60－100次性交易，每月就是1800次到3000次。



    如果每次性交易都仅仅是一人做一次， 那么在当地的2.8万总人口里，每个月

里大约有6％－10％的人曾经参与过性交易。[7]



    当然，笔者决不敢说自己的资料是真金不怕火炼。但是这样的大致推测，可以

避免人们经常出现的夸大估计。一般来说，普通人很少有机会真的去实际接触“性

产业”，但是它在中国的蓬勃发展又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好奇、惊慌或者道德义愤。

因此，只有少数人或者“非礼勿听”的人，还在念经般地说这只是“几只苍蝇”，

是“沉渣泛起”。其余的绝大多数人，都不由自主地把“性产业”的规模估计得过

大，甚至到了离奇的地步。尤其是一些走马观花看见过几位小姐的人，更容易说出

一些荒谬的数字来。[8]



    在中国历史上，道德风气一直是关乎治国平天下的大事，是高度政治性的话题。

现在此风再起，搞得人们很难对地下“性产业”的规模真正地就事论事。大多数故

意夸大“性产业”规模的人，往往都是“意在沛公”，都是为了实现其他方面的心

理宣泄。



    例如，有些人总是希望把问题说得严重些，以便佐证“人心不古，世风日下”，

甚至试图据此向那些看着不顺眼的人兴师问罪也说不定。另外一些人则是在制造从

众的借口：别人都在干了，我为什么不可以干？当然，也有一些人是悲天悯人，但

是一般的也不过是据此抒发一下自己的“人文情怀”而己。



    笔者并不奢望有朝一日人类能够统计出“性产业”的真正规模，只想提倡一种

现实的估计方法：至少拿一个考察结果来，然后再据此推测。







                         三、“性产业”的发展史







    当然，这里的“性产业”也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笔者虽然并没有找到最早

上山卖淫的小姐，可是却找到一位了解当初情况的温州工头。他曾经在1995年年底

到1996年春天在这里当过近4个月的工头。后来他下山去了别处，1997年4月又再次

来到这里当工头。他的诉述具有一定的历史比较价值[9] 。此外，与笔者最熟的那

位指挥部的干部， 是1996年6月最早上山的干部之一，而且出身于公安部门。他所

说的情况，可以补充温州工头所缺少的回忆，还可以互相检验。因此，总结两人的

叙述，可以勾勒出这样一幅历史图像：



    在1996年6月干部上山之前的第一个发展阶段里， 这个金矿区里还没有正式的

性交易。当时只是有一些从附近山区来做挑夫的女人，偶然地让别人“打炮”，赚

一点小钱。工头回忆说：“那时候也就是老板和工头想找女人，因为（他们）都是

远道而来的，又不能随身带（女人）……也不好找，总是有当地（男）人指点，看

哪个女人不正经……就是在树丛里打一炮。便宜，10元就行。有的女人还傻得不敢

张口要钱……（这样的）女人没有年轻的。”



    这样的性交易显然是很初级的。当时金矿刚刚开采，来当挑夫的附近农民还不

多，工钱很高，挑1市斤的东西上山大约要1.5元工钱，有时要2元（现在才1元或者

更少）。与此相对照，“打炮”的价格也太低了。因此可以推测，当时的买卖双方，

都把这仅仅看作是一种“捞外快”，而非职业。所以，双方也仅仅是行为意义上的

嫖娼卖淫，而非身份上的所谓嫖客与暗娼。



    有意思的是，恰恰是随着干部上山，职业化的性交易也开始大发展了。一位干

部对此感触很深。他以抱怨的口气谈到：刚上山的时候，我们天天要抓最基本的治

安秩序，忙得不可开交。可是那些“鸡”也偏偏来捣蛋，有的偷嫖客的东西，有的

互相打架。还有的丈夫上山来找，把“鸡婆”打得头破血流，还要拉着满山游街示

众。真是捣蛋，害得我们不得休息。



    两位知情人都谈到：恰恰是在这时，山上开始出现最初的“鸡窝”。其实也就

是自己搭一个小小的窝棚，比一般住人的棚子要小得多，差得多，常常是两头通气，

连遮人耳目都做不到。“鸡婆”在里边铺上几张破纸，就开始卖，连塑料布都没有。

如果没人来，她们就出去串棚子。有的是拉人去她那里，有的干脆是就地解决了。



    这一段历史，在山上几乎尽人皆知。直到现在，尽管情况已经大变，仍然有许

多人虽然自己就住在山上，却依旧把历史当作现实来传诵。在山下，在百里开外的

其他县城，这种“满山搭窝、串门卖淫”的故事更是沸沸扬扬，人人当真。[10]



    当地“性产业”走向正规化，是在金矿区发展的第三个发展阶段，就是从1996

年冬天开始，政府部门由抓治安转向抓经济的那个时期。



    那时，第一批娱乐场所建立起来了，大约有十五六家。小姐们也开始“各归其

主”，纷纷找到了栖身之地，与店主建立了伴生关系。零散的、捞外快的、“打一

枪换一个地方”的、偶然为之的卖淫妇女开始减少，至少是不那么引人注目了。



    这些情况，主要依据那位治安干部的回忆。他一方面把这种变化当作抓治安的

成绩来回忆，另一方面也含含糊糊地承认，腐败是催化剂。



    笔者不敢奢望在短短的几天里就能够成为他的朋友。所以推测起来，他之所以

能告诉笔者许多内幕情况，恐怕是因为笔者的身份已经远远超出了他所拥有的参照

系。他不知如何是好，只得把两套面具来回换着用。结果言多必失，一些真实情况

也就露出来了，即所谓“一不留神就说真话”是也。[11]



    到了金矿区发展的第四个阶段，“性产业”开始成龙配套。不仅容留小姐的场

所和小姐的人数都增加了，而且录像厅和台球厅也发展起来了。



    据笔者的现场观察，录像厅在白天一般是不放黄色录像的，因为票价太便宜，

1元钱进门，时间不限。但是有的傍晚，老板会要3元钱一个人，那就是说，有“好

戏”要开场了。



    有时候在白天，一些观众也会要求放映“黄片”，于是老板就会跟他们讨价还

价。大家好像都把这种讨价还价当作一种娱乐，总是妙语连珠，声情并茂[12]；总

要争论上那么七八分钟，老板才肯“无条件投降”——不加钱也给放了。这种情况

下，老板着眼的，可能不是眼前的收费，而是占领市场。



    最有意思的是，老板常常是只放一小段就停。可是并没有人不满。观众们就像

乖孩子一样非常自觉：老板放了，就鸦雀无声地看；不放了，就一言不发地站起来

再等等；老板一关机器，大家都无声无息地走掉。这跟刚才讨价还价时的嬉闹，简

直判若两人。这并不是守纪律，而是因为观众都很年轻。他们必须屏息静气地努力

压制住被黄色录像所调动起来的体内激倩。



    金矿区的“性产业”发展起来以后，反而就没有什么特色了，跟笔者所考察过

的其他地方没有太大的区别。



    至于其他方面的具体情况，笔者将在以下的各节里详谈。不过，当地也有以下

三种现象值得特别予以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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