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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说明：作者留影于穆斯塔格峰下
1949年10月1日15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仪式在北京举行。此时，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解放军正准备进军大西南和海南岛，新疆方面，尽管由包尔汉和陶峙岳于1949年9月19日联名向毛泽东致电，并率部起义，但由于蒋介石策划的叛乱，使得进疆解放军不得不经历平叛与剿匪之战……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上，新疆代表赛福鼎·艾则孜登上天安门城楼，就站在毛泽东的身后，见证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就在几天前，新疆军政当局分别通电全国起义，以和平解放为新中国的成立献上了一份意义深远的大礼。
一
1949年4月23日、24日，南京、太原相继解放，国民党的统治已如风中残烛，全面崩溃。毛泽东很早就开始考虑关于新疆解放的问题，4月28日，他致电在太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指出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北问题“可能性是存在的”，并且认为这件事要考虑通过国民党将领张治中的帮助去做。
毛泽东选择张治中作为和平解放新疆的关键人物，有充分的考虑。早在抗战结束后不久，张治中就作为国民政府代表，与中共方面开展了《双十协定》等谈判，在沟通中表露出他追求国内和平的愿望。之后，他一直为此目标而努力，在1949年4月1日，又作为国民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赶赴北平与中共方面开展和平谈判。4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国共谈判破裂，他毅然决定留在北平，投身人民民主阵营。
张治中也与新疆军政方面有密切的联系。抗战胜利后，他出任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在1946年6月至1947年5月，又兼任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他在管辖新疆时，与几名副手就维护国家统一和新疆未来的和平解放方向达成了共识，其中，就包括1949年时分别担任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新疆省政府主席的陶峙岳和包尔汉。
张治中任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时，陶峙岳被他调至军政公署任副长官。1948年8月，陶入疆兼任新疆警备总司令时，张与之长谈。陶在“自述”中这样回忆：当时，这些谈话涉及“有关新疆的许多实际问题，如民族问题、外交问题、军事问题以及新疆尔后的出路，等等。他再一次着重谈到国内应该实现和平的设想，毫无保留地出示他向蒋介石迭次建议力主国内和平的一些函件和一些与蒋介石谈话的记录。我深深理解，他给我看这些密件，当然就是希望我入疆之后，按照他的意图办事。他对我高度信任，使我非常感动。”有了这样的信任情感，陶峙岳争取新疆和平解放的决心十分坚定。
上图说明：作者留影于霍尔果斯口岸
包尔汉则是张治中任新疆省政府主席时的副主席，两人在“保障全省和平，维护国家统一，实行民主政治，加强民族团结，增进中苏亲善”等重大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后来，包的副主席职位一度被撤销，张治中又据理力争，力荐他升任新疆省政府主席。
在新疆的省会迪化（今乌鲁木齐），同样有中共的支持力量。省政府委员兼迪化市市长屈武作为国民政府代表团的顾问参加了1949年的北平谈判。当时，张治中对他说：“如果和平协定被南京方面否决了，你还是要回新疆去。你告诉陶峙岳，蒋介石要打下去，可是新疆要和平，要走和平的道路，新疆不能放一枪。”周恩来同样叮嘱他回新疆策动起义。5月，屈武返回新疆后，就开始积极做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中共对和平解放的统战工作在积极准备，战斗的筹备也从未放松。新疆内部除了支持和平解放的力量之外，还有不少反共、分裂的反动势力。在新疆周边，当时盘踞甘肃、陕西、宁夏和青海的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势力，是顽固的反共分子，中共中央研判他们绝不可能起义，一定要通过战斗解放这些地区，才可能扫清进军之路，为进一步解放新疆创造条件。
当时，在西北的这些地区，人民解放军的兵力与国民党军对比，在总体上并不占优势。然而，国民党的这些势力各自心怀鬼胎，根本不可能捏合成有效的战斗力量。1949年8月中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阎锡山在广州召开由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人参加的“西北联防会议”，希望胡宗南与“二马”联合起来，与解放军在兰州展开决战，妄图“消灭西北解放军主力”。会议刚开始不久，这三人就吵了起来，互相指责对方为了保存实力不肯派出主力部队一同对抗解放军。阎锡山苦心调停，达成表面上的共同作战协议，但这三人根本不可能也没有真正实行。
在面对解放军的进攻时，马步芳和马鸿逵都把城防交给手下将领，自己早早逃出中心城市。在西安，解放军只是遇到了象征性的抵抗；兰州的坚固城防工事是不小的麻烦，但在解放军的英勇进攻之下，这座古城也于8月26日宣告解放。随后，8月31日，第一野战军进军河西，连克张掖、武威、酒泉。9月21日，10万雄师集结于酒泉、安西一线，兵临玉门关，直叩新疆大门。
上图说明：作者在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二
新疆面积16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六分之一，守护着祖国5600多公里的边境线。考虑到新疆路途遥远、条件艰苦，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本计划将解放新疆的时间安排在1950年。然而，全国解放在即之时，新疆的分裂势力也在蠢蠢欲动。在美国驻迪化领事包懋勋和副领事马克南支持鼓动下，哈萨克族上层人士乌斯满和贾尼木汗组织“保卫宗教反共反苏委员会”，发动叛乱，企图“赶走汉人”，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将新疆分裂出去。
彼时，刘少奇带领的中共代表团正在苏联秘密访问，后者将此消息告知中共方面，并希望解放新疆的速度能够加快，表示愿意提供必要支持。中共方面得知此消息后，决定加快解放新疆的进程。中共访苏代表团派出邓力群作为联络员，在苏联的帮助下于1949年8月秘密抵达伊宁，建立电台，接收来自北平方面中共中央的消息，并转达给迪化的陶峙岳等人。
9月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张治中，希望他致电新疆军政方面，告知解放军已决定向新疆进军，敦促他们起义。张治中欣然同意，于次日发电报给陶峙岳、包尔汉，称：“今时局演进至此，大势已定，且兰州解放（8月26日），新省孤悬。兄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计，亟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前，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甚望兄等当机立断，排除一切困难与顾虑，采取严密部署，果敢行动，则所保全者多，所贡献者亦大。”
17日，陶、包二人联名复电，称已对起义审慎筹议，在保障国家领土、维护新疆和平、避免无谓牺牲的前提下，即采取行动。
二人之所以有所顾虑，觉得时机未到，在于当时新疆省内形势十分复杂。新疆号称有10万军队，陶峙岳名义上是当地的军事最高长官，但实际上有不少部队并不受其控制。其中，最主要的是青海军阀马步芳控制的骑兵第五军军长马呈祥，以及胡宗南的嫡系、七十八师师长叶成以及一七九旅旅长罗恕人，这三人手握重兵，顽固反共，拒绝和平解放。政府方面，时任新疆省政府副主席的伊敏与国外势力勾结，推行民族分裂政策。
上图说明：解放军第22兵团简介
之前，陶、包二人已在军政两界努力争取其他支持力量。反共势力方面也在采取行动，9月19日，胡宗南急电叶成，令叶将部队转移到南疆待命，如陶峙岳不走或者阻止，“可以断然处置”。叶成与马呈祥、罗恕人商定，决定20日24时将部队带走，出发前逮捕并杀害支持和平起义的屈武、新疆警备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陶晋初、新疆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刘孟纯等人，裹挟陶峙岳跟他们一起走。在计划实施的20日晚上，叶成临时决定和马、罗二人一起去陶峙岳家中告知此事，本计划谈半个小时就出来调离部队。
陶峙岳听了三人的话，内心大惊，但表面不露声色，冷静耐心地与三人周旋。他分析当时的形势，晓以利害，从三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说得十分诚恳。三个人听了他的话之后都无言以对，一个个垂头丧气。这一谈就是一整夜，拖过了三人原定行动的时间，化解了一场重大的危机。
陶峙岳在谈话中劝三人交出部队，带着财产出走国外，他们接受了这样的安排。22日，胡宗南又电令叶成等人行动，但后者明白大势已去，不可能再反抗。9月24日、25日，马、叶、罗以及伊敏等人，带着金银财产分乘六辆卡车，在陶峙岳派出的部队保护下，离开迪化，取道南疆逃往印度。
和平解放最大的障碍已经消除，陶峙岳、包尔汉随即先后于9月25日、26日通电全国，代表新疆军界和政界宣布脱离与广州国民政府的一切联系，归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新疆得以和平解放，走向新的光明时代。
三
“白雪罩祁连，乌云盖山巅，草原秋风狂，凯歌进新疆。”王震将军笔下的这些诗句，描述了解放军进入新疆的壮举。大军入疆，是新疆解放的关键步骤。第一野战军奉中央军委命令，由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率部从1949年10月10日起，分别以空运、车运和徒步行军，由甘肃酒泉、玉门、安西等地向新疆进军。
上图说明：作者在陶、张住所地（石河子）
至1950年3月底，解放军越过高山河流，穿过沙漠戈壁，长途行军1000——2000公里，一路上的气候严寒、供应不足、交通不便等各种困难都没能难住解放军部队，国民党起义部队中少数人组织的叛乱也被成功平息。解放军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成功进驻新疆各地，让五星红旗飘扬在祖国最西部的边疆帕米尔高原。
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解放军进军新疆是极其迅速的。正如包尔汉在其回忆录中所评论：“过去国民党四万多军队，经过三年的筹备粮草、车辆、被服、沿途设站等准备工作，最后以两年时间进入新疆……我军经过长途连续作战，而又于严寒中用三个多月的时间，使将近六万人完全进到新疆，不能不使新疆起义部队认为是超人为的奇迹。”
进军完成之后，解放军又用两个多月时间完成了对勾结国民党反动派势力、裹挟群众发动武装叛乱的乌斯满等匪徒部队的剿灭，稳定了新疆的社会秩序。
新疆和平解放后，驻新疆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为巩固边防，加快新疆发展，减轻新疆当地政府和各族人民的经济负担，将主要力量投入到生产建设中，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建设。早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时，毛泽东就考虑到了新疆解放后的生产建设问题。当时，王震主动请缨率部入疆，中央军委批准，不仅是因为他骁勇善战，还因为他在延安时期率领三五九旅创造了边打仗边生产的南泥湾奇迹。
在这样特殊的地理、历史背景下，1950年，全疆各部队11万人投入了农业大生产运动，同时大兴水利。到该年底，全疆各部队共修建水渠32条，总长2470公里，可灌溉耕地127万亩。与此同时，部队开荒播种，至1952年达160万亩，粮油实现了自给有余，棉花则大量运往内地支援了国家轻工业的发展。
上图说明：石河子市世纪广场
指挥农业大生产的同时，王震着手筹划新疆的工业建设。风餐露宿、流血流汗，三年间，解放军先后建起了六道湾露天煤矿、乌拉泊水电站等12个大型工矿企业。这是新疆第一批现代工矿企业，奠定了新疆现代工业的基础。
解放军入疆期间的1949年12月底，国民党军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下辖九军和两个骑兵师，陶峙岳任司令员、赵锡光任副司令员、陶晋初任参谋长。次年9月25日，中央军委授予军旗、印信。1954年8月6日，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由人民解放军第二军（郭鹏、王恩茂部）第五、六师和第六军（罗元发、张贤约部）第十六、十七师等大部、第22兵团全部与新疆军区生产部集体就地转业，脱离国防部队序列，组成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同年10月7日，在祖国西北边陲，一支不穿军装、不拿军饷、永不复员的特殊部队正式成立。陶峙岳任兵团司令员、赵锡光任副司令员、陶晋初任第二副司令员。
和平春风刚度的新疆百废待兴，可又地处偏远，交通不发达。条件异常艰苦，但驻疆战士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开荒需要爬犁，第四十九团十几天就造出1400多架；耕地需要灌溉，驻疆部队1年之内在天山南北修了32条水渠，总长1235公里……
可最让人头疼的，是官兵们的婚姻问题。驻疆部队里还传着这样的顺口溜，“抗日战争打硬仗，南下北返饿肚肠，烂（南）泥湾里去开荒，胜利以后去新疆，成了光棍，丢了爹娘。”
《八千湘女上天山》中提到，当时部队下达了新指令，“家里有老婆的、订了婚的，可以送来；家里既没有结婚又没有订婚的，父母亲戚能给你订一个的也可以送来；路费等一切由公家负担。”以上条件都不符合的，只能靠组织帮助解决了。
上图说明：组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新疆解放后，为了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部队明确规定：“汉族军人不允许与少数民族妇女结婚。”可当时新疆的汉族人口一共才30万。
50年代初，彭德怀视察新疆时，曾对官兵们说：“我们的屯垦事业要后继有人，你们都打光棍了，谁来继承我们的事业？我跟王胡子（王震）讲了，叫他到内地招一批女兵来！”王震还真的去向毛泽东请示，组织内地女青年来新疆工作。毛和王都是湖南人，自然先想到动员湘妹子。
但进驻新疆的女兵，不止是湘妹子。1951年——1952年，大约8000多湘女进疆；后来，王震又从华东招了2000多部队女护士、从山东征了3000名女兵；1954年，又从山东征了7000名女兵。到1954年，兵团成立的时候，部队中女性的比例增长到40%。征女兵入新疆，大大稀释了男女比例，客观上也能适当解决士兵们的婚姻问题。
当时，王震曾给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写信说：“新疆人口稀少，配偶难找，部队要屯垦戍边，长期安家，不解决婚姻问题是不行的，今派熊晃（时任第二军步兵六师政委兼焉耆地委书记）同志去湖南，请你们大力协助，帮助招一批女青年，最低年龄18岁，初高中文化程度，未婚，有过婚史但已离婚的也行。家庭出身不管，把她们招来新疆，纺纱织布，繁衍人口，与我部队将士同建繁荣富强的新疆。”
曾经担任过三五九旅政委的王首道，像王震一样交代熊晃：你自己掌握吧！熊晃也就“自己掌握”了。不能公开说只招女兵。事实上，男青年新疆也需要。但在宣传上明确引导：新疆俄文学校、医护学校以及其他各类学校大量招收女生，培养大批女拖拉机手、纺织女工等等，吸引女青年踊跃报名。熊晃心中有数，招收这批女兵进疆，首先是为团营级干部做配偶。为了保证具有一定文化程度，重点在城市招兵，尽量吸收女学生参军。年龄条件虽有规定，但都具有弹性。许多十三、四岁的小女孩谎报年龄，那又何妨？小女孩总会长成大姑娘；不论家庭出身或有什么问题，只要本人要求革命，这为许多出身不好和家庭有严重问题而在当地生存艰难的青年开辟了广阔的人生道路。熊晃记得有一位寡居的年轻女人要求报名，其家庭背景特别复杂，工作人员拿不准，请示熊晃，熊晃照准。总之，报名程序是严格的，审查批准是宽松的。
上图说明：解放军第一兵团指挥部简介
这群被报导鼓舞了的女兵，完全不了解新疆是什么情况，怀抱着美好向往就去了，到那儿发现，条件差的根本无法想象。很多人甚至半路上就反悔了，第一批入疆的女兵走了8个多月才到，因为要一边走一边修路。
这些女兵来到新疆后，也真正加入到建设队伍里，骑兵团、学校、文工团、拖拉机厂、医院等等，她们为新疆的开垦和文化生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当然，这过程中没少“被相亲”。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军人的社会地位很高。军人在当时的婚配“市场”上，本来也是被追捧的对象。驻疆战士因为特殊时期，不能离开新疆，没机会去找对象。农七师离休干部王茂杰讲了他的老连长的一段故事。进军西北时，老连长已45岁，已是团级干部了，到了甘肃张掖，他又说，仗算是快打完了，新疆的国民党军队如不起义，也经不了几仗就会完蛋。我是该找个老婆了吧？
我们当时刚好住在一户地主家，他家有个丫环。我就问她愿不愿意嫁给解放军。那丫环是穷人家的孩子，很崇拜解放军，就高兴地同意了。我提醒她，你要嫁的解放军是团级干部，参加过长征，打过日本鬼子，一直在革命，所以年龄有一些大，你可要想好。她一听激动地对我说：“我一个丫环能嫁一个团级干部，一定是祖坟冒青烟了。”
其次，军人的生活条件相对较好。1955年前后，人民解放军军官待遇真不低。建国前后，军人已经享有津贴，以卷烟、烟叶、猪肉、白布或是现金的方式支付。直到1954年，国防部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薪金、津贴暂行办法》，废止了供给制，实行薪金制。在此期间，国家还数次增加了军人津贴。到“三年困难时期”，军人薪金才降下来。除此之外，1955年军衔制之前，按供给制来说，军官家属如果没有工作可以领取生活费。生了孩子每月有补贴，还另有每月20元的保姆费。而1950年，女兵加入新疆军区文工团后也有优待，把《军属证》寄给直系亲属，每年可以凭此去居委会领一袋米、两斤肉。
对驻疆部队来说，招这么多女兵本意是为了能解决婚姻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当时采取的方式太过简单粗暴。
1950年5月1日，新中国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刚刚颁布施行。“自由恋爱，自由婚配”的观念还不够深入人心。文化程度稍高的女兵们虽然向往“自由恋爱”，跃跃欲试，但架不住组织的各种施压。
那时候，女兵们最害怕听到那个“谈”字。女兵们只要一听到说哪个首长要找你谈话，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有一句顺口溜是这么说的，“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首长找谈话。”还有的部队会瞒着女兵举办婚礼，女兵到场才知道自己是新娘。这样的方式结合的夫妻，很多后来仍在一起生活，也有的先结婚后恋爱。但对女方来说，总会有些难以释怀。
四
已是兵团第三代的姜丽小姐介绍说，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对新疆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兵团的农牧团场、工交建商企业在依法向当地政府纳税的同时，几十年来坚持为新疆各族人民服务的宗旨，积极支援地方建设，每年抽调大批技术人员到附近的县、乡、村举办种植、农机等各类培训班，推广先进技术；从1964年起，每年筹集资金帮助地方搞规划和建设，为各民族群众送医送药，给予各方面的帮助。
随着兵团国民经济体系的确立，兵团的教育、科技、文化等各项事业也得到长足发展。到1966年底，兵团总人口达到148.5万，拥有农牧团场158个，兵团的各项事业发展到较高的水平。
“文化大革命”期间，兵团屯垦戍边事业受到严重破坏。1975年3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以中发（1975）第11号档批转了兵团建制被撤销，成立农垦总局。
1981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发文，决定恢复兵团建制，名称由原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改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沿用至今。兵团开始二次创业，其建设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兵团的使命是劳武结合、屯垦戍边。此后，全国各地大批农村、城市支边青年、复转军人、自动支边（含家属）、知识分子、刑满留场就业、工厂整体搬迁加入兵团行列，投身新疆建设。数十年来，兵团军垦职工栉风沐雨，扎根边疆，为推动新疆发展、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国家边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我到过许多地方，数这个城市最年轻，她是这样漂亮，令人一见倾心；不是海市蜃楼，不是蓬莱仙境，她的一草一木，都由血汗凝成……”这是著名诗人艾青笔下的“兵团第一城”石河子市，也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众多城镇的缩影。
如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特有的“师市合一”管理模式已逐步成熟。在战略地位重要、团场集中连片、经济基础好、发展潜力大的垦区，9个“师市合一”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直辖县级市和10个“团（场）镇合一”的建制镇拔地而起，由兵团实行统一分级管理，正大踏步地向以城镇化为载体、现代工业为支撑、现代农业为基础的发展方式转变，并始终把维稳戍边作为立身之本，发挥着“稳定器、大熔炉、示范区”的功能。
石河子、五家渠、阿拉尔等6个国家级开发区和24个省级工业园区，为兵团增强综合实力、加快发展步伐提供了强大动力。2013年末，园区入住企业超千家，生产总值占兵团工业增加值的2/3以上。
与此同时，兵团作为新疆稳定、边防巩固的重要力量，坚持劳武结合，与军队、武警、人民群众共同在边境地区建立了“军、警(武警)、兵(兵团)、民”四位一体的联防体系，65年来在打击和抵御境内外分裂势力的破坏和渗透活动，保卫祖国边疆的稳定和安全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
新疆是中国沟通与中亚诸国联系的重要通道，对国家的领土安全、统一和民族团结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新疆与8个国家接壤，边境线上密布众多有百年通商历史的口岸。横贯亚欧大陆的古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国和沿线各国的贸易往来。
2018年，新疆口岸对“一带一路”沿线的蒙古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36个国家进出口总额为2915.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3.5%。除了经济，文化、教育、医疗等互通也显著发展。“一带一路”，既要实现道路互联，又要实现心灵相通，而智慧对接、行动对接的实践，在今天的新疆处处可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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