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旅行，有时候只是一种心情的释放，好比沉在水底的鱼儿，在雷雨到来之前感觉烦闷，迫切得想要到水面透一口气。远离一个城市，奔赴另外一个城市，无论这个城市给你好与坏的感觉，但不变的是，对于未知的风景，我们总是抱着憧憬和好奇。

民国一百零三年五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我第一次前往了宝岛台湾旅行。

五月十七日中午时分，我来到了大陆观光客必来之代表性景点“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广场西面有一座牌楼，牌楼上原来悬挂的是“大中至正”牌匾，民国九十六年十二月七日，陈水扁当局将悬挂了二十七年的“大中至正”牌匾拆除，换成了“自由广场”。后来，国民党再度执政，也没有将其换回去，一直沿用至今。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从自由广场的牌楼处，远远传来中国大陆已故歌手高枫的成名曲《大中国》，走近一看，原来是一群国中生正在进行主题为“我们都是中国人”的舞台表演，舞台一侧的飘空彩球悬挂着的横幅标语上写着“国人生命财产，两岸共同捍卫。”“中国是我们两岸共同的母亲。”

舞台旁边的帐篷下一位坐着正在吃便当的中年男性主动与我搭话，向我简单介绍了举办这个活动的目的，从他口中获悉，他们团队每个周末都到这儿进行支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文宣活动，号召国人与中国大陆和平统一。他还赠送了我两顶印有“我们都是中国人”蓝色帽子以作纪念。后来从他的名片才得知，原来他是“中华统一促进党”副党主席。看来还是有少数台湾民众支持以“一国两制”形式和中国大陆和平统一的。

在台北，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台北的街道名称。就拿我住的台北东姿商务旅馆附近的地名来说吧！离旅馆最近的捷运站叫“松江南京”车站，车站附近有松江路、长春路、四平街、吉林路等中国大陆省份名或城市名。

台北这个城市，它是一张大大摊开的中国历史地图。地图有多大？横走十六公里，直走十七公里，就是一张两百七十二平方公里大的地图。

为什么称它“历史地图”？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欧洲版图，就是一张“历史地图”，它里头的“奥匈帝国”，现在没有了。台北城这张街道大地图上的中华民国，是一个时钟停摆在民国三十八年的历史地图。

你把街道图打开，靠过来，跟我一起看：

以南北向的中山路、东西向的忠孝路画出一个大的十字坐标，分出上下左右四大块，那么左上那一区的街道，都以中国地理上的西北城市为名；左下一块，就是中国的西南；右上那一区，是东北；右下，是东南。所以如果你熟悉中国地理，找“成都路”、“贵阳路”、“柳州街”吗？往西南去吧。找“吉林路”、“辽宁街”、“长春路”吗？一定在东北角。要去“宁波街”、“绍兴路”吗？你绝对不会往“西藏路”那头去看。“凉州街”、“哈密街”、“兰州路”、“迪化街”，嘿，猜猜她们在哪里？

对国民党的统治有反感的人，说，你看，打仗打败了，逃到这个东南一隅的岛上，便掏空了本地人的记忆，把中国地名强加在台北城上，满足自己“光复大陆”的虚幻想像，既可笑又可恶。

我一直也以为统治者把台北变成一幅中国地图，是民国三十八年的一个伤心烙印，失去了实体的万里江山，就把这海角一隅画出个梦里江山吧，每日在这地图上定来定去，相濡以沫，彼此取暖，也用来卧薪尝胆，自勉自励。

做了一点探索之后，我大吃一惊，哎呀，不是这样的。你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竟然会错。

原来，国民政府在日本战败以后，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就颁布了“台湾省各县市街道名称改正办法”，要求各个地方政府在两个月内把纪念日本人物，宣扬日本国威的街道名改正。学者还会提醒你，其实用“改名”来称，是错的，因为日本人的都市规划不用街名，只有街廓名，所以民国三十四年光复以后，台北的街名不是被“改名”，而是被“命名”。

新的命名的最高原则，就是要“发扬中华民族精神”。

民国三十六年，是一个上海来的建筑师，叫郑定邦，奉命为台北市的街道命名。他拿出一张中国地图来，浮贴在台北街道图上，然后趴在上面把中国地图上的地名依照东西南北的方位一条一条画在台北街道上。

郑定邦又是哪儿来的灵感呢？

不奇怪，因为上海的街道，就是用中国省份和都市来命名的：南北纵向用省份，东西横向用城市。河南路、江西路、浙江路、山东路会是直的，成都路、福州路、北京路、延安路会是横的。当然，也有一些例外。

把整个中国地图套在上海街道上的这个“灵感”，又是哪里来的呢？

那更好玩了。一八六二年，英美租界合并成公共租界，各区的街道要改名，英美法几路人马各说各话，都要坚持保留自己的街名。英国领事麦华陀于是订了“上海马路命名备忘录”，干脆用中国地名来命名，以免白人内讧。上海街道，从此就是一张摊开的中国地图。

让我意外的是，甚至连“建国路”、“复兴路”这种充满政治含义的命名，都是民国三十四年日本战败之后国民政府给上海街道的名称，而不是为民国三十八年以后的台北所量身订做的。所以台北城变成一张中国大地图的时候，国民政府根本还不知道自己会失去中华民国的大陆江山。

地图大大地张开着，而一切竟然是历史的意外布局：民国三十八年国民党政权崩溃而播迁台湾岛，以这个岛作为反攻大陆的基地，把“光复河山”变成此后最崇高的信条，而台北的街道刚好以完整的“河山图”摊开，承受了这个新的历史命运到来。

当从我住的旅馆走向松江南京捷运站，经过四平街时，我不禁回想起民国九十八年五月份的端午节，我的从小在台北生活长大的忘年交，目前定居在澳洲墨尔本的前台湾中国广播公司主持人王恩禧老师在上海逗留期间，我陪同他乘坐上海地铁八号线经过四平路站时，他突然兴奋地跟我提起，四平这个地方，当年（民国三十五年）他父亲作为国军空军飞行员驾驶先进美式轰炸机奉命对四平的共军进行轰炸，造成共军最大的伤亡，此战也是国共在东北战场的较量，共军唯一惨败的一场会战。

据国军的资料说，美式的强大炮火加上空军的地毯式轰炸，估计有四万共军被炸死。国军空军低空丢掷一种杀伤力特别大的“面包篮”，一次轰炸就造成共军两千人的伤亡。

四平街，在松江路和伊通街之间，短短几百公尺，有一小段，满是女人的服饰和珠宝店，周边大楼里上班的年轻女白领喜欢来这里逛街。可能有的读者不知道“四平街”这个中国城市在哪里。我们把台北街道图放到旁边，来看看中国东北地图。

四平街虽然叫街，其实却是个城市的名字。四平，在沈阳和长春的中间，民国三十八年之前是辽北省的省会，三条铁路的交叉点，既是交通枢纽，也是工业和军事重镇，有点像徐州、蚌埠一样。民国三十五年三月，二十万共军对国军二十八万人，足足打了一个月，共军溃败逃往北边的松花江。

一年以后，就是民国三十六年五月，像拔河一样，共军重整又打了回来，现在换成国军要做“保卫战”。再一次的血流成河。新闻记者们被邀请去看国军胜利的“成果”，断垣残壁中黑烟缕缕，因为不是冬天，尸体的臭味弥漫所有的大街小巷。

回到台北吧。四平街若是走到东边尽头，你会碰到辽宁街。辽宁啊？台湾的孩子摇摇头，不知道辽宁在哪里。中国大陆的小学生却能朗朗上口，说，“辽沈战役是国共内战中三大会战之一；民国三十七年九月十二日开始，历时五十二天。五十二天中，共军在辽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大获全胜，以伤亡六万九千人的代价，歼灭国军四十七万人。”

在台北，你可以感觉到中国的的存在，只不过，这个中国，是停留在西历一九四九年，也就是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