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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中關村，如果淩晨一塊看板掉下來砸死10個人，8個是程式師，2個是項目經理。”這是一則最近流傳在北京互聯網圈子中的段子。
位於北京西北部的中關村是這個歷史悠久的古都的科技中心，因彙聚大量互聯網企業和科技公司，與北京另外兩個新興的科技樞紐——西二旗、望京並稱為中國的“矽谷”。
現年27歲的俞昊然2014年從美國畢業後，在中關村創辦了一家教育公司，主打教初中左右年齡段的孩子們程式設計。
在創業初期，俞昊然和團隊幾乎夜以繼日的工作，每天淩晨兩點回家，只睡三四個小時。
他的努力沒有白費，五年不到，公司的估值已近2億元人民幣。但作為代價，他也因此患上了慢性失眠症。“晚上完全睡不著，閉上眼睛想的是公司的事，”他對BBC英國廣播公司中文部記者說。
曾經，俞昊然這樣勤奮的創業者被當成很多中關村程式師的榜樣。無論是主動工作，還是被迫加班，一種被稱為“996”——朝九晚九、每週六天的工作模式，在近兩年成為中國很多科技和互聯網企業的常態。
然而，一個轉捩點似乎正在到來。2019年4月，數以萬計的中國程式師們發起的一場圍繞勞動權益的線上抗議席捲了社交網路，他們口誅筆伐的物件便是“996”工作制。
BBC此前曾報導，憤怒的程式師們號召大家將實行這些制度的公司公之於眾，並加入黑名單。還有網友研發了“反996許可證”，希望對存在加班文化的公司進行約束。
“996”如何引發了中國互聯網員工的集體憤怒？他們在工作與生活之間如何抉擇？
挑戰“996”
幾年前，俞昊然在創業時，便決定將公司安置在中關村附近一棟寫字樓的合作空間內。他說，因為這可以更輕鬆地從附近頂尖高校挖掘人才。
如同美國矽谷背靠世界級名校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地處北京北四環的中關村則位於中國名校清華、北大和人民大學之間，地理位置優越。
27歲的馮尹是中國互聯網公司位元組跳動的前員工。位元組跳動是全球最大的獨角獸企業，日活躍使用人數超過2億，旗下產品包括今日頭條、抖音等受年輕人喜歡的app。
馮尹說，當時在位於中關村的位元組跳動工作時，最明顯的感覺便是晚上打車難，因為很多公司規定10點後下班用車是可以報銷的。
“去年有一次下雨，我下班已經很晚了，想用打車軟體，結果告訴我前面還有300多個人在排隊，”馮尹對BBC中文說。
除了打車難，密密麻麻的從落地窗傳出的燈光也時刻提醒路人，這是一個沒有夜晚的地方。燈光長明的背後，是數以萬計的熬夜工作的員工。
2016年9月，中國分類資訊網站“58同城”首次被爆出實行每天早9點上班，晚9點下班，每週工作6天的工作模式。在兩年多的時間裡，這種模式逐漸成為了很多公司的“標配”。
在一家諮詢公司負責資料抓取的唐鈞今年24歲。他每天早上8點多起床，晚上常在10點才能回家，工作時間近13個小時。他的主要工作是編寫爬蟲代碼，來自動提取網頁上的有用資訊以進行分析。
“每天光坐一天已經很不舒服了，”唐鈞說。“真正寫代碼反而不會太疲憊，但在思考和調試時很容易疲憊，因為存在不確定性，你可能想了很久都沒有解決辦法。”
唐鈞說，這樣高強度的工作模式並非自願，“但沒有其他選擇，因為整個行業大多都是這樣”。
中國《勞動法》規定，中國實行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8小時、平均每週工作時間不超過44小時的工時制度，這顯然遠遠低於“996”工作制中，一些人可能實際工作的72小時。
儘管看似有章可循，但中國政法大學社會法研究所所長婁宇對BBC中文說，實際中很多公司都有自己的“藉口”，例如“勞動者沒有完成工作任務”，或是“自願加班”等。
一些中國互聯網“大佬”們面對“996”抗議的反應，似乎佐證了這個說法。電商平臺京東的董事局主席劉強東在一封今年4月的內部郵件中稱，“混日子的人不是我的兄弟”。阿裡巴巴創始人馬雲也在微博表示，“能做996是一種巨大的福氣……如果你年輕的時候不996，你什麼時候可以996？”
馬雲和劉強東的話在互聯網上引發猛烈批評。有網友評論道，“我們和你談法律，你和我們談情懷”。還有網友說，“大家都去‘996’了哪還有時間生孩子？”
危機並存
中國互聯網公司普遍實行“996”工作制背後的底氣，或許來自於該行業帶給年輕人前所未有的機遇。
中國官方在2019年4月公佈的資料顯示，截至2018年底，中國數位經濟規模達到31萬億元人民幣，占GDP的三分之一。
根據風險投資公司凱鵬華盈（Kleiner
Perkins）發佈的報告，2018年全球市值前20的科技公司中，美國公司有11家，中國9家，幾乎平分秋色，但在5年前，中國只有兩家入圍。
25歲的李淩凡在位於中關村的一家領先的線上教育公司擔任產品經理。她介紹說，中國的互聯網企業一般分為技術崗和非技術類崗。技術崗主要有資料分析、前端開發、演算法工程師，以及測試、標注等職位。而非技術類崗則包括運營、公關、市場等。
她表示，之所以著迷互聯網，是因為能給年輕人這麼大機會的行業，找不到第二個。
“你可以看到有一些23、24歲的年輕人，就有機會在一個DAU（日活躍用戶）上億的平臺負責產品。”她說。
徐璐冉便是李淩凡指的這名年輕人，“90後”的她是位元組跳動旗下app“多閃”的產品經理。她主打的“多閃”是一個類似於中國版Snapchat的應用，被認為是瞄準中國潛在的"00後社交"產品。它的主創團隊很大一部分都是“95後”。
生機勃勃的市場，也意味著快速的新陳代謝。
2017年，中國官方媒體曾將高鐵、掃碼支付、共用單車和網購標榜為中國的“新四大發明”。然而，兩年不到，曾以“ofo小黃車”為代表的共用單車行業走入寒冬，“共用經濟”這個一度被各種創業者掛在嘴邊的詞語幾乎不再被提起。
“矽谷的驅動力是尊重技術，但中國的很多公司只做模式創新，像矽谷那樣蟄伏十年的公司幾乎不存在，”俞昊然說。
現在人們掛在嘴邊的熱詞，是“人工智慧”。據英國投資公司MMC
Ventures今年2月發佈的一份報告，亞太地區採用人工智慧的企業數量是北美地區企業的兩倍，中國企業又處於領先地位。
事實上，百度等多家中國互聯網巨頭在多年前便開始佈局人工智慧，但此輪熱潮的助推劑，被認為是中國國務院2017年發佈的《新一代人工智慧發展規劃》。這篇2萬字的規劃，要求中國人工智慧核心產業在2030年實現超過一萬億元的規模，並成為世界主要人工智慧創新中心。
它還主張將人工智慧技術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醫療、政務、法律、交通、環境保護以及教育。該規劃發佈後，中國眾多互聯網和科技公司都設立了自己的人工智慧項目，以獲得政府的贊助。
不過，在這些光明的願景實現之前，中國的“矽谷”正面臨著經濟下行帶來的壓力。
“現在的熱錢少多了，明顯能感覺到大蕭條，”梁興宇說。26歲的他在一家團購網站負責產品研發。“之前我有拿到條件更好的公司的offer（錄取信），當時沒有去，現在反而難找了。”
統計資料顯示，2018年4月至9月間，中國招聘網站“前程無憂”的招聘廣告數量，從285萬驟減至83萬條。在消失的近200萬條廣告中，主要是500人以下的中小微企業。
圍城
唐鈞對BBC中文說，正是因為整體經濟的不景氣，讓他覺得互聯網行業雖然艱辛，總體回報依然可觀。“我們這行碩士畢業一般能拿到15000到25000，基本上是其他行業的double（兩倍），”他說。
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發佈的2017年平均工資資料，資訊傳輸、軟體和資訊技術服務業的平均年薪位居所有行業之首，是全國平均水準的近1.8倍。
儘管擁有較高的薪水，中國的程式師們仍時常成為打趣和嘲諷的對象。他們有很多貶義的外號，如“程式猿”、“碼農”、“IT民工”等。
2018年初，一名阿裡巴巴的高薪程式師因為穿特步鞋相親被認為“不體面”而遭到拒絕，成為了社交媒體上討論的熱門話題。
俞昊然說，他是一個除了工作之外不怎麼享受生活的人。“我之前都不怎麼買衣服，一件衣服可以穿十年，樣式也都差不多。”
“中關村在清朝是中官村嘛，就是太監待的地方，所以到現在也是什麼都有，就是沒有性生活，”梁興宇開玩笑道。
中國社科院一項調查顯示，2017年中國人每天平均休閒時間僅為2.27小時，不及美國、德國等國家的一半，此外，帶薪年休假制度在中國的很多領域也長期得不到落實。
除了將精力花在工作上，很多程式師告訴我們，他們回家後也無暇放鬆，而是自學一些課程，使自己“跟上行業的節奏”。
“我會不斷的update（提升）自己，因為如果不這樣，你會面臨所學的東西很快將變成無用的東西，”唐鈞說。
馮尹也認為自我提高是重要的。她表示，在一些大型的互聯網公司，雖然報酬不錯，但成長空間有限。“你是流水線不起眼的一環，如果你安於現狀，就會永遠在重複做這些，永遠只是一顆螺絲釘，”她說。
職場社交平臺“脈脈”的一份資料揭示了中國互聯網行業的不穩定：美國矽谷科技工作者的平均在崗時間為3.65年，而在中國科技公司這一數字不到2.6年。
但當被問及是否會考慮回到家鄉從事更穩定的職業，所有的採訪對象的答案幾乎都是否定的。
“我如果沒有體驗過大城市的便利，可能會覺得小城市其實挺不錯的，”唐鈞說。“但大城市和小城市的生活方方面面都是不同的。”
據中國官方發佈的《2018年中國互聯網企業100強發展報告》，中國排名前100的互聯網公司，有60%以上位於北京、上海和深圳三個城市，即便其他的公司，也多位於天津、杭州等二線城市。
“我們選擇了這一行，便決定了我們很難再回家鄉工作了，”馮尹說。“或許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圍城’。”
（應採訪物件要求，文中馮尹、李淩凡、唐鈞和梁興宇為化名。）
網友評論
上海市民俞小平：
其實看完你轉載的《996引發的抗議:》一文後就有些想法，只不過覺得無法用三言兩語就能說清，故一直沒吭聲。
我整理了下思緒，說說自己的看法:我覺得對此話題，無法簡單的作出肯定或否定的答覆。從個人權利而言，為了創業而不得不讓自己採用“996”方式的拼命工作，這既是創業艱難之必然體現，也是創業者自主選擇權利的體現，他人不得以勞動法為由進行干涉；作為老闆，可以為了自己的創業成功，或為了自己事業的進一步發展而一直以“996”方式的開展日常工作，但如此要求自己可以，這是你的權利，但你沒有權力要求你的員工下屬在日常工作中也如此，因為這樣強制要求你的員工下屬，就是公然違背勞動法，侵犯了員工的合法正當權利，所以這些公司的員工群起而反對“996”工作方式，是完全正當的抗訴；但問題是，這些都是發生在市場經濟裡的爭執，老闆確實無權強制要求自己公司的員工按“996”方式進行工作，但老闆卻又擁有選擇、錄用自己公司員工的權力。
老闆完全可以對那些不願按“996”方式進行工作的人員不再錄用，甚至找藉口予以辭退。所以為了找到和保住飯碗，儘管滿心的不情願，人們也只得被迫按“996”方式進行工作；再則，對於那些工作產品的生命週期極為短暫，產品的新陳代謝極為迅速，極其講究時間有效性的行業，如軟體發展行業來說，新產品開發完成時間的提前再提前，就是涉及公司生死存亡、性命攸關的大事，所以為了公司的生存發展，不得不要加速再加速工作的進程。
而“996”工作方式，正是公司內部為應對激烈的市場競爭而不可避免出現的自我加壓的拼命現象。所以在競爭高度激烈緊張的行業，“996”工作方式難以、甚至無法避免！
我當年在國企工作時，也經常加班，但加班的原因是為了提前完成上級下達的計畫任務，為了爭當先進的榮譽，而不是為了滿足客戶的要求，為了贏得市場競爭的勝利。後來在外資企業工作時，雖然工作都抓得很緊，但我基本沒有加過班，我所處的機械製造行業遠不如先今的資訊產業行業，產品的新陳代謝極其快速，產品的時效性極其敏感，所以對產品的開發和生產的時間進度要求極其嚴格。所以“996”現象發生在今日的某些行業，過去沒見過，現在也並不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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