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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说假戏真唱的重头戏
去年，一个深秋的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是老家一个村里亲戚打来的，通话后，他也未过多地寒暄，就直奔主题：他要跟我借钱。
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不擅言谈的人，话儿少，胆子也不大，还面子薄，类似这种跟人张嘴借钱的为难事，他很少去做。可今天，他却一反常态，亲自张口，而且态度很坚决，生怕被我托辞过去。我问他借多少，干什么用。没想到，他说出的数字吓了我一跳，因为他说出的可不是过去村里人习惯的几百、顶多几千，而是上了几万的数字。我越发惊奇，村里人最大的开销，一辈子就两件事：一是盖房，一是娶媳妇，而他这两件事，早已完成了，那还借钱做什么？他说他要办件大事。接着，他跟我详细地讲起了村里发生的一件从未有过的大事……
原来，村集体要卖掉全村最后，也是最大的一笔集体资产机井。
那亲戚还一五一十地给我念叨了自从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原属村集体的大批的资产，如拖拉机、汽车，小乡镇企业的机床，还有果园、砖厂、供销社的房子等等，都已经落到了个人的手里。如果机井再落到个别人手里，那全村人的日子……
听着，听着，我的脑海里蓦然进出一道亮光，一个新名词、一个新动向在我的脑海中闪过，那就是："集体资产严重流失"的概念。因为已有很长时间，人们从上到下，从国家领导人到平民百姓，都在关注议论"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和"保护国有资产"的问题，但从来很少，甚至可以说就几乎没有人能想到农村"集体资产严重流失"的问题。或许是"国有"从来就比"集体"高一层，大一头？或许是集体资产目标小，引不起人们注意？或许是农民天生胆小，不敢反映？所以，"集体资产流失严重"的问题就一直无人问津。偌大的集体资产就被一口口蚕食，被一片片分割，悄无声息地被转化为私有财产，从集体的账目上蒸发了……
听了亲戚的诉说，我萌生了一个念头，那就是要为农村集体资产流失的问题振臂一呼，以引起国家决策层以及有关部门的关注，为农民、为集体讨个公道，维护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维护农村的稳定，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于是，我利用休息天的时间，返回故乡，走访了周围三个县几十个乡、村，从集体资产的流失方式、特点及造成的后果入手进行了调查，结果是触目惊心、震聋发聩的。
集体资产流失的主要方式：
一是先包后买。自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出后，原村集体的牲畜、车辆、农具大都按户分到了农家。但一部分原村集体投资大、数量少又较昂贵的大件资产，如拖拉机、汽车、果园等，就采取先承包，再作价买断的方式，转移到个人名下。当然，作价时肯定就巧立名目，变相压价，以原价值几十分之一，甚至几百、几千分之一的廉价就据为己有。
二是先租后买。对一些大件资产，如供销社的商店、房屋、柜台、砖厂等，采取先租赁后购买的方式。在租赁过程中，不断地瓜分、蚕食、转移，直至把原资产弄成个空壳，别人也不愿再买时，就折价贱卖，变成私人财产。
三是转移债务。对一些欠银行、信用社的贷款额度大的乡、村办企业，如砖瓦厂、加工厂等集体资产，在承包或租赁过程中，通过更换企业名称、更换法人营业执照、进行所谓的股份制改造等方式，把原企业的债务甩给村集体，把企业资产则转到个人名下。
四是侵吞集体耕地的补偿金。一些村集体在国家征用乡村土地修路建厂时，往往会给村集体部分补偿费用。个别村干部就把这部分款项或挪用、或私吞、或贪污，变相侵吞集体资产。
五是哄抢偷盗。一部分集体资产在出卖前或出卖时，常会被众人哄抢偷窃，却无人追究。胆大的就多抢点，胆小的就少偷点，有的干脆就啥也捞不着。也许是因为集体的财产，无人心疼也无人过问，也许是因为法不责众，抢光偷完也就不了了之。
集体资产流失的特点：
首先是流失早。早在1980年左右，在全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前后，集体资产就开始流失，比国有资产流失早，因为国企改革、转制等工作是继农村改革之后开展的。农村集体资产流失早，时间长，过程长，损失大。
其次是种类多。农村集体资产种类繁多，从多则几万元的汽车、十几万的机器，小到小推车、手工农具等等，不一而足，生产用的、生活用的、企业用的，应有尽有，品种繁多。
再是分布广。农村是以行政区域划分的，农村集体资产也就相应地分布在各自的乡村，就像天上的繁星，肉眼看上去虽不大，却密密麻麻，星罗棋布，分散在农村的每一寸土地上，每一个角落里。
还有是数量大。农村集体资产因分布广、分散面积大，从一乡一村的表面上看数量少，金额也小，但中国是农业大国，广阔的农村土地，十几亿农民，几十年来积累了大量的丰富的集体资产。全国两千多个县几十万个乡村的集体资产加起来，数目是庞大的，惊人的。虽然它的单件资产价值较小，但它数量之大、价值之大，实际上并不比国有中小型企业资产少，早就该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和关注。
集体资产流失的后果：
一是反过来进一步侵吞集体、国家资产，牵制、抗衡集体经济发展。如小说中描写的，贾英才一家利用廉价买断村集体的推土机，承揽了村里改造梯田的工程，因是独家买卖，又是自己说了算，狮子大开口，结果村委会欠了他家不少债务，又无现金偿还，只能再用集体的机动良田来抵债，还拨部分义务工归他个人支配，造成集体进一步亏空，还得受制于个人。农村先进的生产工具本来就少，一旦这些工具流失于他人之手，就会反过来成为盘剥集体的利器，更加削弱了集体经济。
二是盘剥农民。由于部分个人掌握了原属集体的生产资料，便有了进一步盘剥农民的资本。农民的日常生产和生活就受到牵制。如农民们租种他们的土地，除了应交的提留国税，还得额外进贡，购买化肥、种子、浇地、耕地，都得受制于人。他们往往会干预农民种植，有利就捞一把，无利就撒手不管。增加了农民种植成本，打击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导致原本较为富裕的农民返贫，原本贫困的农民更加贫困。有的农民不甘受辱，进行反抗，但因方法不当，或受恶势力控制，往往造成家破人亡的后果，致使不少农民只能流落他乡，外出打工，造成大面积田地荒芜。
三是扰乱农村金融秩序。占据了农村集体资产的人，绝大多数都成了农村"先富起来"的一部分。由于农村信息闭塞，经济落后，农民收入低，资金缺口大，信用社资金不足，这些人就通过发放高利贷的形式来牟取暴利。同时由于信用社贷款利率低，影响了他们的"业务"，他们就限制、威胁农民到信用社存款，还大造谣言，煽动农民挤兑信用社，造成金融隐患，严重扰乱了农村金融秩序。
四是加剧农村社会矛盾。实际上，能够占有农村集体资产的人群，往往是乡村干部，或是与乡村干部有密切联系的家族，这样，更会导致农村家族恶势力膨胀。同时由于他们财大气粗，常常掌握着村里的大权，为了谋利，他们习惯于以乡政府、村委会的名义发号施令，使农民误解成是乡政府或村委会的意见，造成党群、干群关系紧张，有的地方这些人还操纵了村民选举，导致有的村里干部不好选，选上了也不敢当或不好当，加剧了社会矛盾，形成了农村社会秩序不稳定隐患。
五是农民的觉醒。机井是农村集体投资最多的资产，也是实行责任制后除了土地外，惟一没有落人私人手中的集体资产。前几年虽然一些村也把机井承包出去，但毕竟还不属私人所有。多年来，农民们逐渐看到了集体资产流失给他们带来的灾难。所以，在争夺机井这一块集体资产时，他们不再沉默，也不再懦弱，而是要拼全力保住这一股活命的水。
世代生活在黄土高原上的农民，深知水对他们的重要。这里十年九旱，靠天吃饭，水贵如油。过去，集体力量弱，人们只能靠祈雨来求得雨水。解放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民们投资投工，年年打井、修渠，为了掘井挖渠，他们有的落下了终身残疾，有的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机井使他们在饥渴的黄土地上能够土里刨食，延续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存，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之付出艰辛的代价，倾注了一辈又一辈人的心血。所以，当政府要把机井拍卖时，他们在惊愕之余，意识到他们别无选择，因为这不仅仅是水之争，而且也是生存之战。当他们面临选择时，无非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买断，一种是放弃。买断需要实力，放弃需要有别的出路，别人可以放弃，而他们不能，因为他们世代生活在这片黄土地上，他们离不开土地，离不开水。否则，他们会失去生存的根本，成为被人操纵的皮影戏。
为了夺取胜利，一群素日逆来顺受，老实巴交的庄稼人鼓起勇气，用他们朴素的智慧，用他们可以撼动上苍的诚心，来投入到这场力量悬殊的搏斗中。因为一方是盘踞在村中几十年的权贵，又通过剥夺集体资产，有了原始积累的实权派、实力派，又有多年包井包电的基础和势力；另一方是在外面包工程，搞公司的大款。在这两股势力的夹缝中求生存、求胜利，对于这些手无寸铁、身无分文的农民来讲，是多么的不可思议，真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但这群农民最后的制胜靠两大法宝：一个是靠众人的力量。他们坚信，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他们能够团结起来，众人拾柴火焰高，小河汇积成大海。一个是靠势在必得的信念。因为那两个权、钱集团在买断机井的目的上，图的是利润，图的是利益。当因为较劲价格超过他们既定的利益线时，他们感到无利可图，就会放弃。但农民们不同，他们无别的路可走，无别的路可退，他们只能志在必得，付多大的代价也得义无反顾。因为土地是他们的性命，水就是他们的血脉。不管国家加
入WTO后，对农业补贴取消，对粮食保护价的取消，农业出路好坏，他们也必须得面对，必须得紧贴土地，他们坚信：民以食为天，天王老子也得吃饭，不种粮就得饿死。况且，他们始终坚信，共产党不会对他们不管、不问，只要共产党坐天下，他们就有活路。于是，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特别是过去因水的问题而饱受欺凌的农民，更是铁了心要争口气，甚至连残疾人也加入到夺取胜利的队伍中间。更可贵的是他们喊出了"农民的事农民办，自己的井自己管"的口号，表明了当代农民的自信与自强。他们依靠"集体"的力量为"集体"的生存而战。只不过这个"集体"与过去的那个"集体"不一样，那个"集体"是资产严重流失的集体，而这个"集体"是为夺回流失资产的"集体"；那个"集体"是被掏空了的，是受人控制，或少数人控制多数人的一个"名分"，而这个"集体"是自己当家做主，自己说了算的"集体"。
作家、中国银监会合作部干部王祁老师在为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作序时，评价我的作品关注现实、针砭时弊，称我是"一位有责任感的青年作家"，我深受鼓励，使我更加理解了"铁肩担道义"的内涵。因此，我觉得有责任、有义务把"集体资产流失严重"这一现象公布于众，以引起国家及社会的重视，维护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于是，"拍卖机井"就成了我这部"戏"里的"重头戏"。
二再说真戏虚唱的配角戏
就在村里唱"卖井"这台大戏时，正巧县里要求每个乡都要排节目，举办文艺汇演。其实，村里人天：生爱热闹，只不过素日农活忙，田地营生苦重，无暇顾及罢了。冬日农闲，村里人就热热闹闹热排起了大戏。于是我就把这两台戏糅合到一块儿，给小说取名《今年村里唱大戏》。同时强调是"今年"村里唱大戏，因为"今年"给人以新鲜感，时距近，也说明往年都不唱这么大的戏。试想一下，如果把这两台"戏"分别单独写成小说，那就都显得单调、寡味。因为只写"真戏"则过分地热闹，却少了些分量；要是只写"卖井"这则虚戏，那又显得过分沉重。只有把这两台戏糅合渗透到一块儿，才有了戏里戏外的热闹、台前幕后的悬念、台上台下的调剂，才有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内涵，才有了花脸、白脸、红脸、五花脸的令人眼花缭乱，才有了粗声假音尖调细气的不同韵味，才为每个人都提供了舞台，使每个人都成了角儿，主角意气风发，配角滴水不漏，龙套左右逢源。两台戏结合在一起了，就有了一男一女般生命的气息，就有了阴和阳的协调，就有了白天和黑夜的轮回。在人生这个大舞台，真戏假唱，假戏真唱。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作假时假亦真，假作真时真亦假，使观众饱了眼福，品味了人生。
在故事进行中，我根据不同情节，不同的意境，有目的地选唱了几台在民间流传甚广的真本戏：如《杨八姐游春》中"佘太君要彩礼"片断："要想要我好女儿，你必须得给我：一两星星二两月，三两轻风四两云，五两火苗六两气，七两黑烟八两音，火烧的龙须三两六，篓粗的牛毛要三根，公鸡下的蛋要八个，雪花晒干了要二斤……"非常生动地把贾英才那种不可一世的心态勾画出来，同时也形象地铺垫了农民要想买成机井之难。还有《碾糕面》《打樱桃》表现了农民生活的情趣。《走西口》《挂花灯》《对花》《串枣林》等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尤其是《十五观灯》《猪八戒背媳妇》安排在主人公叶占春带领乡亲们赢得竞拍机井胜利时，把农民那种狂热、喜庆的心情烘托得淋漓尽致。在《十五观灯》这则戏里，把人们观灯时见到的各种各样的灯描写得形象生动，把各种灯的色彩涂抹得斑斓多姿，把男女老少观灯时的热闹写得如火如荼。在小说收尾时，我有意安排了村民满怀喜悦向往美好新生活的《猪八戒背媳妇》片段，描写了猪八戒在巡山的路上遇到美娘子，倾诉对美娘子的爱慕和向往幸福生活的唱腔：
男：你上梳油头黑靛靛，
下穿罗裙板正正，
柳叶弯眉细盈盈，
猫儿眼睛水灵灵，
不搽脂粉香喷喷，
不涂胭脂红澄澄，
满口银牙白生生，
头戴鲜花粉腾腾。
哎嗨呀，哎嗨呀，
天下美女第一名呀。
女：夫妻回到高老庄，
高老庄上务农忙，
扁豆花茬多上粪，
老婆汉子把家挣，
恩恩爱爱度光景，
好日子数不清。
哎嗨呀、哎嗨呀，
甜甜美美过一生！
男：小娘子，
女：猪相公，
男：巴儿崩
女：哼哈哼……
合：欢欢喜喜往前行，
往 前 行……
同时，在小说中，具有中西部地区浓郁风味的信天游，不时穿插其中。类似《大拜年》《难活不过个人想人》《亲吃蛋下河洗衣裳》《牵魂线》等等。作为两台大戏的插曲，适时唱起，烘托了人物思想，营造了环境气氛。更有《娶亲》中撒麸子、拜天地、闹洞房等民间流传的唱词，有的甚至是濒临失传的珍品。
在描写唱戏插曲中，我还刻意在这顿美味大餐中添加了一些可口的"调料"，引用了一些民间顺口溜，如《十等人》《城里人乡下人》《农民是啥》《送温暖》《喝酒》等，为作品的主题和情节推波助澜；同时还适当地插人一些生活气息很浓的笑话儿，像《定亲》《有啥吃啥》《拍苍蝇》《做记号》《黄瓜棒》等，荤里带素，素里有荤，恰当地反映出当地粗犷的民风和生活色彩，增加了作品的生活气息。
另外，我自己觉得令人赏心悦目的是，在这两台戏的舞台背景上，我有意识地勾勒了一幅幅当地的风土人情民俗画卷，如刀削面、擀汤面、盘土炕、挖窑洞、迎喜神、驴配种、阉猪仔、灌黄鼠、老油坊、祈雨仪式、叫魂、青石碾、剪窗花、炸油糕、包饺子、写春联、同说等等。这些风俗民情，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点：如一首首歌谣，让人百听不倦；像一幅幅图画，让人百看不厌；似一杯杯清茶，使人回味悠长……
我把这些"布角"画置身于两台戏的后面，就使这两台戏的根深植于这片土壤之中，与这里的人和自然有了一种水乳交融的感觉，让人能感到黄土地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三还得说说这些戏里戏外的角儿
在这部书里，所写的人物，不管是手握重权的村干部，还是挣了钱返乡的打工仔；不论是退伍的军人，还是上了班又下岗的工人；无论是乡政府的八品官，还是钉盘碗、驴配种、当鼓匠的手艺人；不论是在城里成家立业的大学生，还是捣鼓小本生意的买卖人，归根到底，他们都有共同的性格和属性，他们都源于两个字：农民。
在这两台戏里，主角也好，配角也罢，跑龙套也可，他们都是农民，也都是这台大戏的角儿。
那农民究竟是啥？
我在农村生活了二十多年，我自己的感受和注解，农民：
一叫勤劳。农民似乎天生就是干活儿的。操劳一辈子，吃苦耐劳。有的人竟一辈子没打过针吃过药，硬是直棱棱地活到八九十岁。当你让他们歇着时，他们反倒会闲出毛病来。有了毛病不打紧，让他去地里干活，风一吹，汗一流，得，病好了。
二叫真诚。一个人在机关时，把衣服丢在了走廊里。次日，衣服依然躺在走廊里，知识分子既无人偷，也无人管。当他在工厂时，也把衣服掉在车间里，次日发现掉了的新工作服被同事们换成了旧工作服。当他在农村时，又把衣服丢在了地里。次日，捡到衣服的农民主动找上门来，并把捡到的衣服穿在自己身上暖热了再还给他。
三叫实际。你说人腿是由骨头和肉组成的，他总得捏一把才信。你说这种经济作物能挣钱，他们总得看你种出来卖了现钱，他们才种。
四叫知足。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莜面山药蛋，就是好茶饭。每到逢年过节，他们衣兜里揣上一把几十块的零钞，总是很得意地冲你一拍衣袋、一晃脑袋说：走，打麻将去，咱有钱。
五叫乐观。一次，我和几个村妇在大树下闲聊，看到一位大嫂胳膊夹个面盆从家里出来，见我们这边挺热闹，就凑过来跟我们一块嘻嘻哈哈打趣。当日过正午，几个妇女回家做饭去了，那大嫂才意识到自己的任务，她笑着自言自语：瞧，俺这猪脑，就顾着乐了，中午家里揭不开锅了，赶紧去借面，哈哈哈。
六叫热情。如果你从外边领个媳妇突然回村，那好，全村的人都拥进你家来看新媳妇，并当着新媳妇的面，评头论足。家里挤不下，就在玻璃窗上看，硬看得新媳妇大汗淋漓。当发现你家里未有准备时，就东家王大妈送来一盆鸡蛋，西家李二婶端来刚生好的豆芽，南头的张大姐送来家里藏着的腌肉，北头的马大爷送来地里套住的山雀，不一会儿，你家就变戏法儿似的摆出一桌土色土香的"山村满汉全席"。
七叫灵气。在人们的习惯印象中，农民总是憨厚笨拙的，其实不然，他们绝大多数是很有灵气的，只不过缺乏科学文化，缺少引导和熏陶。就拿唱山歌来说，他们大人小孩，能看到啥唱啥。有时候，一苗树、一棵草，在他们眼里都有诗意，都能唱出真情实感。比如有一首描写一位正在做针线活儿的青年女子盼丈夫回家名叫《盼哥哥》的歌词：
听到哥哥的敲门声，
支楞起耳朵吊起心；
听到哥哥的脚步声，
格颤颤闪断七号针；
听到哥哥的呼唤声，
热身身扑在冷窗台。
……
这种朴素而又真切的真实写照比起那城里人"因为爱所以爱"、"爱你爱你，我真的爱你，爱你到地老天荒，爱你到刻骨铭心"之类无病呻吟，堆砌"爱"的词藻，不知强多少倍。
八叫炽热。农民的爱，大胆、热烈，甚至有点粗野，他们要是爱上一个女人，就会勇敢地去穷追不舍，有时还会在风涌浪动的青纱帐里做爱。他们很少去说酸掉大牙的"我爱你"。你很难想象，他们要是爱一个女人，竟能对女人说出：我愿做你的草纸（即今天女人们用的卫生巾）。
九叫个体户。自古以来，黄土地上的农民似乎就愿意以个体为单位过活。一有集体就爱耍奸偷懒，干个体会不遗余力。所以，至今也没有农民自己的组织，类似于工人的工会。他们没有担负为组织献出的义务，也就很少有组织替他们出面讲话。他们受了委屈，就会自己去报复，搞心理平衡，他们喜欢背后骂人，发牢骚，编顺口溜，还有的暗地里搞点小破坏，胆子大的也有去操刀相向。他们很少懂得用法律、靠组织去解决问题，老是单打独斗。即使是农民组织的起义，最后也往往成了别人利用的工具。
十叫保守。农民有点钱，很少舍得去花。有的把钱捆住藏到炕洞里，有的藏在墙角里，结果往往不是叫火烧了，就是被老鼠啃了。有点文化的，就干脆存在银行里，还要定期，等着娶媳妇或盖房子，甚至防老养老。
十一叫软弱。有人说，在中国农村的干部最好当，因为它富也好，穷也罢，关键是人好管。农民听话，你说往东，他们绝不往西。为了生存，农民练就了一种惊人的忍耐功夫。只要让我活着，把刀架到脖子上，我也能忍。自己的媳妇被人占有了，也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甚至还为他们站岗放哨。上头跟他们收各种费税，他们要是困难或感觉不合理，就顶多用沉默或顶着不交来表示不满。很少去探讨为什么要这些费，依据在哪里，如何能免除这些费税。
十二叫精神胜利。对于这个特点，我们的鲁迅先生很早就为农民兄弟作了圈点，农民很善于用精神胜利法来寻求心理平衡。他们手里没钱，就老爱说钱是个王八蛋，钱多了生事，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才有钱。有念过几天书的还会说，马克思说了，钱一生下来，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渗透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自己吃不上肉，就老爱说人家城里肉吃多了，容易得病、肥胖，容易"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还得花钱受罪减肥，咱们都省事了。别人升官了，他们会说，当官容易犯错误，咱想犯错误蹲监狱还没机会呢。当他们手端大海碗在街头边吃边听破收音机，听到有一架飞机从天上掉下来，机上死了好多人，且多数为大款时，他们马上会兴奋地嚷嚷：大伙听到了吗，他们大款再有钱也从天上掉下来死了，咱没钱但还活着，还在这儿吃着香喷喷的鸡蛋面。嘿，今儿个还得多吃一碗。旁边的人就会接着说：吃吧，你想死也死不了，因为你没钱买机票。据说那一张票，够咱们忙活一年哪。
十三叫认死理。熟悉农民的人有时会感觉到，农民很倔，容易钻牛角尖儿，认死理。特别是当他们在哪一方面自尊心受到创伤后，他们会记住一辈子。小说中形形色色的农民，就是因为深谙水对他们的重要，所以认准了这件事儿，九牛拉不回头。有的甚至不惜一切代价，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猪往前拱鸡往后跑，各使各的高招，直至把它拿下。
四最后说说这两台戏的"编剧"
不说大家也清楚，这两台"戏"的编剧就是我。
而我又是个什么东西呢？这个问题连我自己都很难一下子说清楚。
怎么说呢？在我家乡村里乡亲的心目中，我是个在北京工作的干部。至于什么岗位上的啥级别的干部，他们都不太注意，最起码他们常认为我已是个"城里人"；在北京呢，跟我常来往的银行同事，包括文艺界和政界的朋友，看着我的种种"劣习"和德行，常笑着称呼我"乡下人"；在金融界的干部员工心目中，在议论起我这个人时常常称我是个"作家"；而在首都文学界，包括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前辈们面前，他们却喜欢跟我拉一下金融界的话题，因为我是全国金融界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仅有的几个作家之一，于是，他们习惯称我是"银行人"。
这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我的称呼，真使我有点云山雾罩，自己也搞不清自己的定位究竟在哪里。想到这，我常常独自摇头笑笑，自嘲地自言自语：说得好听点，只能说我是介于乡下人、城里人、作家、银行人之间的边缘人；说得难听点，那就是：四不像了。
事实上，我本无才，只不过就凭或日边缘人或日四不像的缘故，占据了四方面领域的优势，才造就了今天的我。大都市的同事称我为乡下人，说明身在城市的我并不属于城里人，我有在农村生活了近二十年的生活经历，与农民血脉相连。乡土给予我丰富的积淀，山水给予我灵气。在老家的乡亲们又都叫我城里人，说明他们也并不把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山里娃当做纯乡下人，我有在城市生活工作的环境和阅历，有跳出农村看山水的平台和高度，有着城市浓郁的文化氛围和不可多得的机遇。银行界的人称我为作家，说明他们并不认为我这个工作在银行的人为纯银行人。因为传统上的银行人是与算盘、计算机、业务账本、数据、钞票紧密相连的人，很少有专业写作的人，物以稀为贵，加上外界的同行又不太了解金融界，很少涉及这个领域，于是我这个"猴子"便可以在满是硕果的果园中跳高摘桃子吃了，在这个独特的领域里写一些独特的文章。作家协会的领导和同行们又常称呼我为"银行人",说明他们也并未把我这个正式会员列入专业作家行列，对我这个在金融界里混饭吃的同行充满了好奇。也是，常在海边走，哪有不识水的。我在银行里从基层干到总行，虽不算业务精通，但银行里大大小小的事也有所了解，一些名词术语还不至于叫错。对支撑和调整国民经济的杠杆还是亲密接触的。在全国作家中，在金融界工作的极少，据我了解，也就五六个。而且我还算年纪最小的。于是，受到作协领导和同行们的青睐也就在所难免了。
记得长篇小说《原上草》发表后，在社会各界，尤其在金融界引起了较大反响，由于新华书店的订数超过了原印数，中国金融出版社又进行了二次印刷。被誉为"中国金融文学第一书"。中央金融工委、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中国作家协会等部门领导亲自找我谈话，鼓励我继续努力，为中国金融鼓与呼，为中国的金融增光添彩。说实在的，中国金融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但在文艺作品中，却很少有金融人的形象，这也实在难说公平。《作家文摘》《金融时报》《中国金融》《华夏金融》《火花》《山西日报》《大同时报》等报刊对《原上草》相继作了评论和报道。近来，还被改编为二十集电视连续剧《泥巴财神》进行筹拍。
一直看着并引导我成长的中国作协会员、山西省作协副主席马骏老师，将我的经历称为"阎雪君现象"，并对我一边工作，一边创作一百多万字文学作品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提出"文学之路如何走"的命题，在当地文艺界引发了一场辩论。有人认为搞文学不能走"阎雪君"模式的道路，似乎有投机之嫌，文学需要的就是"痴情汉"，文学需要一群甘为其清贫坚守阵地之人的支持；也有人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搞文学就应走"阎雪君式"边缘化道路，靠两条腿走路，"混业"经营等等，不一而足。
在北京，我的办公桌仅几尺见方，桌上一台电脑，屏幕上经常呈现的是绿草蓝天白云下的茅草屋，书桌福板上常贴着一幅《安塞腰鼓》和罗中立的油画《父亲》。一群脸膛红润，头扎白头巾、腰挎红腰鼓的西北汉子，在黄土地上闪转腾挪、红绸飞舞，脚下那黄土尘，以及散落的麦秆节常勾起我的回忆，我似乎闻到麦穗的清香和山野之风的凉爽气息。
我常凝视着案头上堆积着高高低低的书、文件盒等物件，渐渐地，这些东西在我眼里会幻化成错落有致的山水、树林、田野。当我把目光收回到现实，望望这几尺见方的地盘，常感叹：在北京，能占据这一块阵地，不易呀。
我出生在农村。踏入社会后，先后在乡信用社、阳高县制药厂、阳高县委通讯组、阳高县农行、大同市农行、大同市人行、山西省农行、人民银行总行、华夏银行总行工作，十年间调了九个单位，且穿越了生活及工作的多个层面，宛如一种海里的鱼，叫啥名的鱼，记不准了，据说这种鱼与其他鱼类不同，它的穿透力极强，可以生活在各个水层面。我从海底蹿出海面，也算见了蓝天，见了世界。关键一点，结果并不重要，而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接触到了高层、中层、下层，大官、小官，大人物、小人物，全国各地也几乎走遍，情调各异的风土人情也有所领略。于是，就有了比较、有了鉴别，有了思考、有了积累，但我更多的还是关注海底的世界，因为那里的鱼类、礁石、植物，以及沉船里的宝物更丰富、更吸引我。
记得那是去年中秋节，中国作家协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秋茶话会，全国五十多位作家欢聚一堂，我有幸被邀出席，聆听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金炳华，著名作家王蒙、周而复、邓友梅等前辈的谆谆教诲，使我深受鼓舞．更加坚定了为中国金融、为中国农民树碑立传的信心。还记得那天晚上，我独自驾车从北京回到村里，在京大（北京一大同）高速路走了两个半小时，一下子从喧嚣的都市回到寂静的山村。望着满天的星斗，我霎时感觉到这世界太小，也为我能有这样一头连着都市一头连着农村的两条线而感到自豪，而连接这两条线的支点就是文学。
在单位，许多了解我的同事都说我的心态较好。实际上，并不是我的心态，只不过我做人做事有几种方法，能使我的心理平衡。一个是我相信人的总量平衡学说，即人的总量是一定的，如其中一方面占据得多了，那其他方面相应就减少，反之，亦然。因此，好事、坏事在我眼里都是一种平衡，是相互转化的。另一种方法是信奉黑格尔的一句话：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合理的都能存在。还有我在参观茅盾故居所在地——乌镇时，发现当地一座庙前挂的一副对联，上联：人有千真，下联：天则一算，横批却无字，只悬挂着一架硕大的算盘。风大的时候，算盘珠子还噼里啪啦直响，似乎在告诫人们：看谁能算得过谁。因此我很少作什么计划，只是做好眼前的事，乐观地对待人和事。还有更主要的一点是我深深地认识到：天下最苦人最苦，人里最数农民苦。我是农民的儿子，我很知足。不像城里有的同事老跟比他们强的人比，总也不平衡。
在城里，我仍保持着乡村"劣习"。每当夜晚，邻居家都看都市言情剧，而我却总喜欢看山西电视台的"走进大戏台"，内蒙古台的"相聚那达幕"，听地方梆子剧；人家喝咖啡，我却喜欢小米汤；人家喜欢鲍鱼、鱼翅，我却喜欢羊肉、粉丝；人家喜欢洗桑拿，我却喜欢抠脚丫。因此，媳妇常骂我：你一不留神就露出了农民的尾巴。我就理直气壮地说：我本来就是农民，怎么着？有时她又骂我：看你那老土的样子，哪像个首都的市民？我就又毫不含糊地说：我本来就不是首都市民，怎么着？结果，她就没招。瞧，我就这副德行。
我自1985年离开小村到外地读书，掐指算来，已有十七个年头。但我觉得像没有离开过村里一样，因为我一直与村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念书时，常与家里通信，假期回村里劳动；参加工作之后，就经常靠打电话联系。我给家里装电话在村里算最早的，光电线就花了几百块。村里几乎一半的人都记得我家的电话号码，在外读书的、当兵的、打工的、上班的跟村里联系就靠我家的电话，于是村里村外、家长里短、大事小事便一清二楚了，使我积累了不少的素材。但爹娘常说自从有了电话就成了义务通信员了，无论白天晚上，还是刮风下雨，都得去叫人。我家的电话是捅火的棍子一头热，为节约话费，总是我主动打，有时爹娘想跟我通个话，也总是先迅速拨通电话，马上又挂断，等着我再打过来。
调到北京之后，京大高速公路也开通了，我就可以自己开车回村了。虽然我车技一般，但路好走，两个半小时就到。我和乡亲们在雾气缭绕的豆腐房里拉家常，在飘荡着禾香的庄稼地里干活，对村里发生的各种新鲜事儿耳闻又目见。这样，我对村里的人和事就更熟悉了。我妈老替我可惜来回的油费及过路费，说每回一次的费用都可以买两辆自行车了。但我觉得值，因为每次我的收获都挺大的。更主要的是每当我走在乡间的小路上，那清新的空气，淳朴的民风，美丽的田野，都会令我流连忘返。山坡上，放羊老汉那信天游唱得我眼热心酸：
窗棂开花帘朝外，
实心看你你不在；
槐树树来结槐花，
街上见你没说话；
你在吃梁俺在沟，
有了心事招招手；
豆角开花又弯回来，
不想走了你返回来。
走头头的那个骡子哟，
哇哇响的那个声，
你要是俺的那哥哥哟，
你就招招你的那个手，
你若不是俺的哥哥哟，
你就走你走的那个路。
看来，命中注定，我就得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了……
2003年5月15日
于北京国际大厦
上图说明：阎雪君先生
【作者简介】阎雪君，山西大同人，现任金融作家协会主席，金融文联副主席，正高级职称，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兼任团中央青年志愿者协会宣传工作委员会副主任。2013年被国家文化部、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联和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优秀文艺工作者”荣誉称号。
1990年参加工作，先后在山西阳高县制药厂、中国农业银行阳高县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同市分行、中国农业银行山西省分行、大同市农村信用合作管理处、中国人民银行大同市分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华夏银行总行、中国金融工会、中国金融文联任职。18岁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已在中央、省部级报刊发表作品430多万字，其中发表和出版长篇小说《原上草》《今年村里唱大戏》《桃花红杏花白》《面对面还想你》《性命攸关》《天是爹来地是娘》等6部，长篇报告文学60多篇等；同时发表各种金融类调研等作品200多万字。主编《中国金融文学》杂志、《中国金融文学奖获奖作品集》（一二三卷）、《当代金融文学精选》丛书（12卷）等，作品多次获得全国性奖项。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媒体对其进行了研究和评论，称其作品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金融特色。多次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全国金融系统有关单位等进行文学创作讲座。
上图说明：阎雪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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