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改革开放以来，口述历史受到史学界、出版界及各类研究机构的关注，大量托名于“口述史”、“纪实”与“回忆录”的文稿纷纷出版成书。然而，其中能达到“重新解释历史”水平的，恕我直言，一本也没有。而更要命的是，解释历史的使命无力完成，起码要把资料的真实性负责任地作好，然而，纪实作品的作者却常常声称自己的作品最为真实。

纪实报道要可信，必须要有档案支撑。如果没有档案的支撑，传记就很难成为信史。直到现在，《重返1976》的作者袁敏和许多知名媒体都在说“监狱”——“这种时候，任何反抗都是没有意义的，我哥（指时为杭州半山发电厂工人的袁中伟，笔者注。）机械地签了字，然后被押送到杭州市著名的监狱——小车桥。他被和刑事犯关在一起。同牢房的一个是贪污犯，一个是盗窃犯，还有一个是抢劫犯。牢房阴暗潮湿，灰突突的水泥地上铺一块木板就是我哥睡觉的床。我哥一关进去就被那些眼睛出血每个汗毛孔都透着杀气的刑事犯从头到脚细细搜刮一遍，身上所有东西连个钢蹦儿毛票都不给你留下，甚至连身上穿着的衣服都给扒拉下来抢走了……犯人拉屎撒尿都在牢房里一个污垢满面让人作呕的水泥马桶，我哥自小就受母亲影响，酷爱干净，面对这样的龌龊，他解手时犹豫半天，最后便蹲在水泥马桶的边沿上。站岗的警卫一见便大声呵斥，命令我哥坐到马桶上。我哥觉得大受其辱，和警卫争执起来。监狱长闻声赶来，刚想训斥，一见是我哥，声音立刻柔缓下来：噢，是他啊！他的事情以后你们就不要管了。同牢房的犯人见状面面相觑，疑惑的眼神上下打量我哥，不知道这个戴眼镜的书生究竟是什么来头。从那以后，那些犯人对我哥都很客气了。”（《重返1976》——第22页）

我怀疑这些人是否真的理解“监狱”的解读，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专政机关都是国家机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国家权力最为厉害的锋刃。”自1954年9月7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起，包括看守所，拘留所等关押一切嫌疑人、被告人在内的场所一直不是规范、狭义的监狱。两者在关押的人员，主要承担的司法责任等方面区别如下：看守所主要羁押未决犯。而监狱则是刑罚执行机关，主要监管不适宜在监外劳动的已判决死刑缓期执行、无期徒刑的反革命犯和其他重要刑事犯。1994年10月起，按照《监狱法》的精神，全国各省（含直辖市）、自治区的监狱管理局管辖的各劳改总队、支队、农场，均陆续更名统称监狱。

这其中值得一话的，是杭州钱塘门附近的被泛指为“小车桥监狱”的浙江省第一监狱。

乱世时曾有“今日无法无天，明朝小车桥见！”之方言，与上海的“提篮桥监狱”，南京的“老虎桥监狱”齐名。但是，“小车桥监狱”，只是被人口语化了，而不是著书立说的正确之语。

据中国监狱工作协会监狱理论研究专家陈光明先生对笔者介绍：小车桥是桥名，也是路名。东接法院路，南连浣纱路（后来成为东坡路的延长路），西北与武林路（原西大街）相接。

从1号（监狱）排到56号，路两旁皆有临街的店铺。名起始于宋，前后有大车桥、小车桥两座，均跨西河。《梦梁录》：国子监前曰纪家桥，监后曰车桥，侧曰青龙桥。小车桥依附于浣纱河，为一座石拱小桥，小桥青石栏杆，桥额上刻有“风波桥”三字。此地是南宋大理寺的旧址，引西河水作狱墙护河。这一带，周边街巷的名称几经变换，随着城市的发展，小车桥地名消失，但“小车桥”在杭州人的嘴里倒是一直不变，多条公交车的站名依然保留至今。

小车桥在宋亡后为历代监狱所在地，清为浙江按察司署，1911年8月，小车桥1号在此建监，占地38亩，初名为模范监狱。1912年，改称浙江省监狱，归省高等检察厅监督。1913年6月，在拱宸桥原习艺所设省监狱支监。1914年5月，省监狱改名为杭县监狱、支监改为分监。1916年2月，分监并入杭县监狱。1919年1月，杭县监狱改称浙江第一监狱。1938年7月，汪伪政权在此设立杭州监狱。1946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管伪杭州监狱，设立浙江省第一监狱。1948年1月，改名为浙江省杭州监狱。

1949年5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第21军所辖61师和62师攻占杭州。5月7日，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部建立。5月20日，根据时任中共浙江省委社会部部长兼杭州市军管会公安部部长李丰平和副部长王芳签发的“接字第二号”命令，杭州市军管会派何斗为军代表，接管了浙江省杭州监狱，在其原址成立看守所，后又改名为习艺所、改造所，受杭州市人民法院领导。1951年5月，杭州市人民法院改造所移归杭州市人民政府公安局领导，并正式成立杭州市监狱。监狱由三个看押所组成，即原法院改造所为第一看押所，预审科看押所为第二看押所，湖墅临时看押所为第三看押所。1955年2月，杭州市监狱成立拘留所（对外称杭州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拘留所），羁押拘留人犯。10月，杭州市监狱改称浙江省第二监狱，由杭州市公安局代管。设狱政、行政、生产、财务4个组，小车桥看守所，1个监狱工厂。1992年起，庆春路拓宽，狱基改为海华大酒店。

二

略迟于杭州监狱所建的一座监狱，是与小车桥近在咫尺，古钱塘门处的浙江陆军监狱（又名浙江军人监狱），其旧址在西湖边钱塘路6号。据《杭州地方志》记载，浙江陆军监狱始建于1912年5月19日，其前身是杭县迁善所（习艺所）。当时，离西湖不远的西大街上，有一条直通小车桥的胡同。从桥东看监狱的出口，若忽略岗楼，倒像是一个颓败的大户门庭：方砖甬道，廊檐重叠，瓦壁灰暗，藓苔暗绿。走进这胡同，胡同的东墙，高得遮日，墙的里面，就是浙江陆军监狱，透着一丝阴森的感觉。监狱四周筑的是双层白墙黑瓦，有10米高的围墙，东北、西北两角设有瞭望全监的岗楼各一座，墙上电网森森，东墙内坐偏南处的空地，特设一个刑场，场东有一排木柱，行刑时捆绑被枪决的人犯。

1933年秋，陆军监狱改属司法行政部直接管辖，改名为浙江军人监狱。1946年9月，因关押拘役、监禁判处徒刑的海陆空军军人及“视同军人”，改称为国防部浙江军人监狱。

也许，作为“20年内我们谁都不要说这个事情”的哥哥（《重返1976》——第9页）会理直气壮地说：“这是文化大革命行将终结的那一年。”但令人费解的是，怎么“送到北京，关进中央政法干校后，我爸（指袁啸吟，笔者注。）真正成了一名犯人。首先是收缴了身上所有的随身物品：皮带、钥匙、手帕、指甲刀、毛票钢铺儿，一样都没有拉下。”（《重返1976》——第169页）

很显然，叙述者没有顾及这一点，不是记忆上的遗漏，而是故事编得不圆，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其经历的自己吹牛的这些事。

三

虽然在信息极易获取的当下，可以很方便查到相关介绍，但又有多少人可以准确判断相关公开资料信息的真伪？

“1976年的北京白云路一带还很荒凉，虽然离着长安街不远，按现在的眼光和地段概念，这里应该算是二环边上，完全是市中心了。可是，三十年前的白云路恐怕还不如现在的通县和大兴，大片裸露着乱石的荒地使这里就像城乡结合部的郊区。当时很有名气的中央政法干校(今中央公安大学)就坐落在这里。

为了寻找1976年那座关押我的亲人们的监狱的影子和痕迹，我专门去了中央公安大学。第一次是我哥陪我去的，在大片大片的绿树繁荫中，一幢幢高大漂亮的教学楼、图书馆、大礼堂、学生宿舍拔地而起；林荫大道上，满脸阳光灿烂的年轻学子们来来往往；篮球场内，龙腾虎跃的小伙子们在姑娘们的尖叫和欢呼声中大展雄风！这里哪有半点监狱的影子和痕迹呀？我有点怀疑地看着我哥哥，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他的记忆产生了偏差，走错了地方。然而我哥很肯定地对我说：我对1976年关押我们的地方是刻骨铭心的，我不可能记错，就是这里。”（《重返1976》——第167页）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同年2月，学校迁入北平白云观办学。1952年10月，正式迁往木樨地新校址，由华北公安干部学校更名的中央公安干部学校的校牌，悬挂在面向复兴门外大街的校门一侧。1953年1月，原中央公安干部学校扩建为中央人民公安学院。1959年3月，决定中央人民公安学院与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合并，校名沿用“中央政法干部学校”。

1967年2月11日，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兼北京卫戌区第一政委，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要求加快“砸烂公、检、法”煽动支持下，学校被喻为封资修黑染缸。12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67）379号文件，再次强调，全国公安机关凡未实行军管的应一律实行军事管制。校园被北京卫戍区实行“军管”。

1977年10月，公安部党委决定中央政法干部学校筹备复校。1984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央人民公安学院改建为全日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同年10月12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和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原国际政治学院）合并举行首届开学典礼，是公安系统建校时间最长、学科专业最为齐全、办学规模最大、教育层次最为完备的政法警校类高等学府。

“不是编故事，而是写历史”的作者袁敏和1976年2月25日，在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负责同志会议，传达：“当前主要搞好批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推向全国的浪尖风口，那个“被押解回杭州后，在市公安局的贵宾接待室连续审讯持续到第三天，来了一位看似和蔼可亲的老者，他是公安部派来督阵的领导。他说：据我们所知，你对反击右倾翻案风不满。我哥说：我就是拥护邓小平，这有错吗？他上台以后，铁路通了，钢产量上去了，老百姓日子开始好过了。这位领导说：你想做邓小平的殉葬品吗？我哥说：你们不实事求是，我就是到毛主席那儿我也会这么说。”（《重返1976》——第21页）的哥哥，专门去的“中央公安大学”这个让人莫明其妙称谓的地方，究竟在哪里？

四

现就职于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的钱钢，当年出版的名作《唐山大地震》曾轰动一个时代，让大批海内外读者得以了解一场吞噬242769条生命的灾难以及灾难之中迸发的人性力量。在他笔下，是如此的真实，如此的悲壮。

在这位当代中国调查性报道最早的探路者之一的学者看来：所谓“纪实文学”，它是新闻和文学的混血儿，是借助个人体验方式（亲历、采访等）或使用历史文献（日记、书信、档案、新闻报道等），以非虚构方式反映现实生活或历史中的真实人物与真实事件的文学作品。而新闻的特质已规定了它——何时、何地、何事、何因、何人？都必须是确凿、真实的。

自2006年下半年，这场让那些被遮蔽的东西渐渐浮出水面，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与死神赛跑起，就被演绎得越来越离奇。“……原来，蛐蛐儿（李君旭，袁敏的小学同班同学。笔者注。）关在牢里时被连轴转的审讯折磨得实在受不了，精神几乎面临崩溃，整宿整宿失眠。看守他们的8341警卫战士中有一个梳两根长辫子的大眼睛女兵明显对蛐蛐儿有好感，每次轮到蛐蛐儿去上厕所或洗漱时总会撞上那双大眼睛。有一次蛐蛐儿无意间对大眼睛说起自己老是睡不着觉，很难受。没过多久，大眼睛偷偷地塞给蛐蛐儿两颗安眠酮，蛐蛐儿吃了这两颗安眠酮以后人很舒服，第一次睡了一个安稳觉。这以后，蛐蛐儿不断地向看守人员要安眠酮，这一吃就吃了一年多，他对安眠酮产生了强烈依赖，而且剂量不断加大……”（《重返1976》——第257页）

以上这个“曾在京城出版商声名赫赫”的袁敏笔下的传奇故事，近几年被各种看似严肃的纪录片、报刊甚至一些专业媒体人士采纳后反复引用，以作为对某一事件或历史事件的证明。“……关押在监狱的18个月里，蛐蛐儿还有过一段浪漫的插曲。袁敏说，在看管犯人的战士当中有一个女兵，那个女兵小提琴拉得很好，“她显然对蛐蛐儿有好感，蛐蛐儿是一个帅哥。蛐蛐儿受审的时候，受到的精神压力，不是亲历者根本想像不到的，不准睡觉，所以他后来高度失眠，睡不着觉。后来这个女兵偷偷给他送了两粒安眠药。”（《东方早报》——2014年2月10日）

身为《啄木鸟》杂志社的主编杨桂峰说：“当年，属于双层领导体制的8341部队招兵是极其严格的，最主要的是：在政治上要‘三忠于四无限’，最基本的条件——祖孙三代和直系亲属必须是贫下中农，没有任何一点历史问题；一定要保证‘根正苗红’，新兵一入伍就要进行保密教育，使每个人都能自觉地遵守部队的保密制度。警卫工作组织相当严密，无关人员，包括部队的一些领导干部不经批准和同意根本不允许出入。”

作为曾经参与编写《浙江监狱史：1949——2000》的一级警督，张老曰：凡是经历过上世纪60、70年代的人，都知道在充满诡秘莫测拜占庭式宫廷政治；而公安部又处漩涡激流中心，时为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祝家耀亲自回到杭州督促，限期一周破案，铁道部又安排一节包厢列车，把因涉及“总理遗言”案而拘留的人从杭州送到北京“保护审查”后，这样的事情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再者，1975年11月25日，经毛泽东主席批准，中央军委新修订的《内务条令》和《纪律条令》颁发全军施行。新条令再次对军人的仪容规定：男军人不得留长发、大鬓角和胡须，蓄发（戴假发）不得露于帽外；女军人发辫不得过肩，女士兵不得烫发。那么，作者又是在哪里看见“有一个梳两根长辫子、明显对蛐蛐儿有好感，每次轮到蛐蛐儿去上厕所或洗漱时总会撞上那双大眼睛女兵”呢？

五

在袁敏的《重返1976》大作最后，附有一个她的后记，这个后记中有“发小”王旭峰一再对其说：“这是抢救历史，不是编造故事”叮嘱。于是就有了“谨以此书，献给至亲至爱的家人”——“他们在我姐姐（指袁晓燕，笔者注。）房间的一张写字台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叠信，每封信的落款都是同一个名字——阿胖。经调查，阿胖正和我姐在谈朋友，而阿胖的父亲时任浙江省委领导，更重要的是，他是浙江省去北京参加周总理追悼会并面见邓颖超同志的三位省委领导之一。”（《重返1976》——第33页）

那么，当时已从插队的东北病退回杭，在一家炼油厂当搬运工且漂亮可爱姐姐那个小名‘阿胖’的男朋友与时任浙江省委领导之一的父亲，究竟是谁呢？

2010年9月15日，袁晓燕的母亲董静芝在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往事》栏目播出的（1976年——亲历“总理遗言”疑案（上））揭晓了答案。“阿胖”的父亲系时任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的陈伟达。

1916年3月出生的陈伟达，1935年，考取上海暨南大学物理系。在此间，陈伟达在积极参加并领导学生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上海领导人之一。

1937年初，陈伟达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曾任上海学生界救亡协会党、团委员。长期在江浙沪一带从事地下斗争并担任领导职务。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1纵队1师政治部主任，第6纵队17师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24军71师政治委员。

1949年5月25日，宁波解放。5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宁波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来杭前，陈伟达历任宁波市军管会党委委员兼公安部部长、中共宁波市委副书记、宁波地委书记兼宁波军分区政治委员。由于建国初期大局未定，人事调动亦显频繁。与他的前几任相同，陈伟达刚在杭州市委书记任上坐满一年，1953年就接到调令，赴任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浙江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浙江省委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等职。1962年6月——1968年4月间，他还以副省长、省委书记处书记身份兼任浙江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文革”期间，陈伟达同样遭到迫害关押，直到1972年11月才逐渐恢复工作，历任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浙江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

六

而最令人唏嘘的，就是后来由热血青年成了他反对的腐败者陈同海。1976年，因所谓的“总理遗言”案而被传讯。后来，陈同海从东北石油学院采油工程专业毕业，曾任大庆研究院开发一室地质员，浙江省科委干部，科研二处副处长、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镇海石油化工总厂党委副书记、书记、宁波市常务副市长、浙江省计经委常务副主任，宁波市代市长、市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中国石化首届董事会董事、副董事长、董事会董事、董事长等职。2007年6月22日，因严重违纪被“双规”。2009年7月15日上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陈同海做出一审判决，认定陈同海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当然，这应是后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