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浅述海派文化源流”，走近海派文化】

聆听“浅述海派文化源流”，走近海派文化

更新时间：2024-03-30 作者：郭文

上图说明：上海市浦东新区作家协会副主席朱少伟

春暖花开的3月23日下午，我乘地铁来加步行来到重庆南路308号“大隐精舍”，聆听朱少伟老师“浅述海派文化源流”文学讲座，使我慢慢地走近海派文化。

朱老师1957年2月生于上海，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浦东新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了很多部关于上海文化的书籍，并获得了“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上海作家协会会员、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等荣誉头衔。今天能听到他的讲座，作为文学小白的我实感荣幸和难得。

下午两点刚过，朱老师一个简洁的开场白便微笑着打开了话匣子。从海派文化的源头，到海派文化的形成，又到海派文化的兴盛三个方面，开始以一条江(吴淞江)为主线和三件宝(水蜜桃、仙鹤、法华牡丹)为亮点，把海派文化的千年人文底蕴层层连环地揭开了。

远古吴淞江渔业资源就相当丰富，朱老师告诉我们:从唐宋时期，吴淞江就是国际贸易最早的通商港口。到了六朝时期，上海还没成陆，吴淞江下游渔民就发明了一种竹片编制的“簖”渔具，扎入江口之中，等退潮时可拦捕住鱼蟹。

唐朝初期，因吴淞江河口段“宽二十里”形成喇叭形海湾。下游南岸的小渔村逐渐成了华亭县的一个镇，叫青龙镇。此镇西边水域辽阔，适宜停泊众多大型船只，再随着太湖地区经济的发展，长江三角洲的一个良港从那时悄然形成。到宋朝，青龙镇成了著名的国际贸易港口，取代吴淞江贸易港口。2006年12月，上海博物馆发布最新一轮青龙镇考古发掘成果，又一次证明青龙镇就是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港口之一。从此，青龙镇名声大噪。

又到了南宋后期，吴淞江下游淤塞严重，海船难以上溯青龙镇，就近停泊于上海浦。上海浦西岸形成了一个镇，以河道命名为上海镇(今中华路，人民路环线内)，随之依托独特的地理位置迅速崛起。在元朝初期，华亭县升格为华亭府，改名为松江府后，下辖华亭县。不久，从华亭县分出了上海县，原来的上海镇成为上海县城。这时，青龙镇已失去港口功能，又完全被上海镇所取代。近年，青龙镇遗址陆续出土了大批唐宋元时期的文物，也发现了唐代的房屋、砖砌、水井、铸造作坊遗迹。从此，“苏河文化”受到重视，因古老的“苏州河文化”食有开放的因子，成为海派文化的亮点之一。

为证明上海地是“仙鹤之乡”时，朱老师列举了上海不少用鹤起的路名。同时，还讲了三国时东吴儒将陆逊在鹤窠村养鹤之实事。晋朝太康年间，其孙子陆机、陆云卷入“八王之乱”的政治旋涡，陆机被冤杀前一声叹息:“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并萌生“华亭鹤唳”的成语。也讲到了唐朝诗人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对华亭仙鹤一见钟情精心饲养，并一生为伴的故事。后又巧遇唐朝太和五年刘禹锡出任苏州刺史，同喜华亭鹤又心心相惜，又引出一段佳话。

上海三宝之一“法华牡丹”能与洛阳牡丹相媲美，可见它的来头不小，也很有代表性。相传古时候，上海中心城区西部流淌着一条法华浜(也称李漎泾、漎溪)。南宋高宗赵构建都临安(今杭州)，不少洛阳花匠迁徙于法华浜沿岸，这里很快形成集市。当地农户在洛阳花匠帮助下，经过不断实践，熟练应用，以扬州芍药根系与洛阳牡丹花芽嫁接的方法，培养出一种以盆栽好主的牡丹精品“法华牡丹”。

明朝嘉靖年间，随着商业经济的兴旺，，法华镇已颇具规模，街道绵延约三里(今淮海西路至凯旋路)。随后，许多绅士陆续在法华镇兴建住宅，其中最出名的是棣鄂堂(今法华镇路713号)，内有花梨木龙床，相传清朝康熙帝南巡松江府时曾使用。富裕宅主们为了营造富贵气氛，竟相在自家宅院内引种“法华牡丹”，使之声誉日盛。可如今的“法华牡丹”技艺在中山公园得以传承，并成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部门在其遗址，还营造了“法华遗韵”马路景观，以示纪念。

明朝上海破天荒培育出“水蜜桃”，成为上海第二宝，给人们带来了口福。明朝大科学家徐光启曾在上海县城太卿坊祖宅附近，开辟了一个桑园，种植了一片桑树和一片麻，并从事农业研究。徐光启的儿子徐龙兴也对栽培果蔬新品种充满兴趣。他从我国北方引来硬桃在上海县城外，吴淞江畔培育出了“水蜜桃”。明朝嘉靖隆庆年间，“水蜜桃”在上海露香园(今黄浦区露香园路一带)大量栽培，被称为“露香园水蜜桃”。

随着上海城区人口日益密集，地价持续上升，“露香园水蜜桃”的产区逐渐转移到龙华一带。1937年“八.一三”事变前，龙华桃行仍然有八家。而在桃花盛开时，恰逢龙华庙会和踏青郊游之期，这样以来龙华桃花名声大噪。1935年，“金嗓子”周璇还为它演唱灌制《龙华的桃花》唱片，在各大电台播放，勾起海上人们对“水蜜桃”的美好回忆。

朱老师诚恳地说:这些例子从一个角度证明，自古以来，上海人文底蕴深厚，而且具有“开风气之先”精神。这便是海低文化的“基因”和“底色”。

在讲海派文化的形成时，朱老师讲了上海1843年11月17日屈辱开埠的经历。可开埠两年后，上海便开始出现了租界。从本质上说，租界是西方列强在中国建立的“国中之国”，也是其对华实施政治渗透、经济掠夺的基地。但殖民主义者的动机不能完全决定效果，租界当局采取严格的市政管理方式和先进的建设手段，在客观上也大大促进了上海城市近代化。

到十九世纪末，据统计上海租界人口已增加至四十多万，外侨约占1.6%，其余均为上海和来自各省的居民。长期的“华洋共处”和“五方杂居”，实际也是一个中西文化剧烈碰撞，南北文化频繁交汇的复杂过程。这犹如一种“催化剂”使海派文化瓜熟蒂落并脱颖而出。

这时，朱老师又穿插举例讲故事:上海开埠时，今上海南京东路还是田间小道，外国殖民者把它铺平加宽，用来跑马，人们就称之为“马路”(马路名称出于此)。从1851年起它又被分段正式修筑成上海第一条的马路，俗称大马路。1865年定名为南京路。1856年，英国韦尔斯集资在吴淞江外摆渡渡口造了一座收费木桥，叫“韦尔斯桥”。1876年，由于它摇摇欲坠，上海租界当局又重新造了一座免费通行的木质浮桥。因它靠近“公家花园”(今黄浦公园)被定名为“公园桥”，市民俗称它“外白渡桥”。为了适应交通发展，1907年建成全钢结构的外白渡桥。

朱老师讲“海派”一词的出现和由来，很唯妙。在晚清，大批画家为谋生或躲避战乱，纷纷携艺到上海，使这里逐渐成为绘画活动中心。其中的有识之士发起组织画会，积极开展活动。与此同时，西洋画也开始流行。许多画家在中国画的传统基础上吸纳民间绘画艺术和西洋画技法，形成了融通中西的“海上画派”，又被称“海派”。从此，“海派”一词出现。主要代表有赵之谦、任佰年、吴昌硕等。“海派”作为艺术流派从此诞生。很快，从美术界渗透到包罗万象的上海文化之中，如戏剧、电影、服饰、建筑等，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海派文化”。

朱老师还讲，有了“海派文化”，就免不了要有海派的纷争。海派近海，萌芽时遭到了欧风美雨的猛烈吹淋。那时上海租界的畸型繁荣，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为其发育提供客观条，另一方面又使它容易赘附负面的东西。为此，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文坛发生了“京海之争”。当年，鲁迅先生很冷静地看待“京海之争”。1934年2月3日，在《申报.自由谈》发表《“京派”与“海派”》指出: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及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于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

“京海之争”平息，可随着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政局动荡，文化教育界的情况也起较大变化，但“海派文化”没有消失。因在“孤岛”时期的上海，仍活跃着以张爱玲、苏青等为代表的海派作家，让“海派文化”雅俗共赏，源源流长。

“海派”与生俱来有着多元、变异、创新、时尚的特质。多元，就是海纳百川，中西合璧；变异，就是注重变化，与时俱进；创新，就是见多识广，善于创造；时尚，就是敢当先锋，引领潮流。在不断扬弃的过程中，“海派”最终去粗取精，不再仅局限于艺术流派，而升华为一种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创造性的文化精神和文化风格。

朱老师讲，中共早期出版机构，也折射出海派风格。建党前夕诞生的新时代丛书社，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主持实际工作的李汉俊精通日、德、英、法四国语言，具有很强的创新意识，使在上海组建的新时代丛书社能锐意进取。还有博采众长的人民出版社的负责人李达，在开展编辑业务的过程中，力求形成独特风格，物色作者、译者强调能对中西文化融会贯通，选择外文原著则注重博采众长。还有1928年沪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部邓颖超书记，积极创新创办的第一份《支部生活》。该刊为十六开本，每月出一至两期，每期字数五千至一万。为了保证隐蔽性经常采用伪装封面。该刊发表了许多富有战斗性、建设性的文章。

总之，昔日在上海从事宣传工作的著名革命前辈，虽然没有直接谈到过“海派文化”的话题，但那些党的早期出版机构和刊物都折射出了海派风格。

在讲到《现代》杂志与海派文学期刊繁荣时，朱老师又举出《文艺风景》杂志，及叶灵凤、穆时英合编的《文艺画报》和《六艺》杂志等。并总结，综观那时的海派文学期刊，可以看出其总体特点，就是兼容并蓄、博采众长。

接下来，朱老师还说，海派小说以施蛰存、穆时英、刘呐欧为代表的作家，在三十年代初也迅速崛起。海派作家的作品，在快速的节奏中展示上海租界的畸形和病态，捕捉市民的复杂心态，对人物进行潜意识开掘和心理分析，为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一种新气象。具体来说，其创作有这样的特点:(1)将感觉客体化，组成立体画面；(2)荒涎性地虚构，哲理性地探索；(3)罕见地用语，奇特地修辞。海派作家的取材和立意始终保持一定的延续性。即使在抗战期间，上海沦陷，以张爱玲、苏青为代表的一批海派作家依然守在“孤岛”，显示上海文学并未因形势骤变而沉寂。反而，表明了上世纪四十年代海派作家既秉承海派先驱的余绪，在艺术风格上更加舒展了。

二个多小时的聆听讲座内容，在欢快又热烈的气氛中接近尾声。最后，朱老师兴奋地总结:在中共十一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以磅礴气势席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受到高度重视。上海作为近代文明兴起较早的大都市，自然会回眸文化底蕴，并凭借传统资源重塑城市形象。在这种背景下，“海派”又重新成为热门话题。

现如今，海派小说、海派昆剧、海派灯谜、海派插花、海派盆景、海派菜肴、海派点心、海派陶瓷等名称层出不穷。这些现象，表明“海派文化”被不断赋予新的涵义，走进了人们的生活，走进了人们的心里。可以说，在当前大力弘扬“海派文化”精髓，对于上海建设卓越的全城和国际文化大都市，都有着重要意义。(完)

【主讲人朱少伟简介】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浦东新区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相继主编《上海故事》《儿童时代》《哈哈画报》，先后担任上海静安区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常委兼学习宣传委员会主任，曾被评为《新民晚报》优秀作者。著有《岁月留痕》《渐宜斋札记》《上海烟云》等散文随笔集20余本。

【作者简介】

姓名:郭文

笔名:春回大地

简介:青年作家网签约作家，简书作者，中共党员，是一个喜欢读书写作的业余文学爱好者，用自己一颗真诚的心，一支笨拙的笔，边思边记自己身边的人和事，与师友们分享交流、学习探讨，并携手在写作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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