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图说明:作者留影于北京大学红楼
100年了,“五四”依然是一个能让许多中国人心跳的日子,在我心目中,“五四”不仅是学生街头运动,不仅是白话文、新文学,也不仅仅是提出了民主与科学,“五四”有着更丰富、更复杂、更可贵的内涵。
红楼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思想的重要场所。1919年“五四”运动中,红楼和它北面的操场是反帝爱国运动的策源地。
入秋的北京,明媚的阳光尽情地泼洒下来,我像是站在阳光的瀑布中,眼前的这座红楼终于和我意念中的红楼合二为一。
“红楼”,常被称为“北大红楼”、“沙滩红楼”,这是一幢西洋风格的大楼,整体建筑呈“工”字形。1918年至1952年期间,红楼是北京大学的主要校舍之一。红楼原为北京大学第一院。整座建筑中第三、四、五层用红砖砌筑,红瓦铺顶,故名“红楼”。
我身后的五四大街熙来攘往车水马龙,而眼前的北大红楼深邃淡定静谧安然,那是经过百年的时光大潮,时代洪流冲刷和荡涤过后的风骨和气度,当我拿到用自己的身份证兑领的一张印有当年爱国运动场景的门票时,就仿佛开始走进当年群情高涨、热火朝天的青年爱国主义运动中了,心也开始跟着思绪渐渐地漫过红楼的台阶,流向红楼的现实与历史。
一
秋风吹过行道树的新绿,我从地铁5号线东四站出来,步行进入五四大街,直行经过中国美术馆和北河沿大街后,走向红楼(五四大街29号),想象着百年前的春风会吹起大街四周的漫漫尘土,1916年的春天,这里还是一块正在建筑的工地,裸露的泥土中深挖的地基犹如巨大的眼睛,凝望着风云变幻的天空,等待着承载一座大楼,承载苍劲的现实与历史,承载先锋的文化与厚重的记忆。
伫立在我面前的这幢北大红楼有四层楼和一层半地下的楼层,其色彩是我再熟悉不过的皇城建筑色彩基调。整个红楼的总面积约1万平方米,半地下室是北大的印刷厂,当年北大的各种讲义、试卷等都出自这个印刷厂。“五四”运动时期,印刷厂还印刷了大量的进步刊物,如《新潮》、《国民》、《每周评论》等。
迈进红楼正门的门厅内,迎面便看到了蔡元培先生的雕塑头像,这样的摆放让人感受到蔡先生对北大的影响力无人能比。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2月凛冽的寒风刮过结着冰凌的枝桠,而蔡元培心中构思着那个年代中国高等教育的春天。“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蔡先生不仅仅提出理念,更是注重实践,他开始对北京大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他聘请了陈独秀、夏元瑮分别出任文科、理科学长,聘请胡适、李大钊、鲁迅、刘半农、梁漱溟、李四光、丁西林、马寅初、周作人、陶孟和等到校任教,北大开启了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蔡先生的心中浮现出一个画卷:一座属于北大师生的办公和教学的大楼。1918年,蔡先生心中的蓝图变成了现实,红楼竣工了,矗立在东城区沙滩北街。从此,红楼成为20世纪初中国最重要的人文舞台,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史在此生动地展开。
大楼的一层曾是北大图书馆。当时,有编目室、登录室、日报资料收集室、藏报室及书库等共十四间,此外有五个阅览室。第二层为学校的行政办公室,文学院和法学院的院长办公室,八个系的主任办公室,各系的教授会、教务处、总务处、学生会办公室都设在此。第三、四层为教室。
我走进了红楼,感觉自己跨越了百年时光的巨流河。红楼的北大的图书馆,基本保持着百年前的格局和样貌。我走到一楼的东南角,这是李大钊先生的办公室,当时,他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墙上老式的挂钟记录着他在红楼中度过的时光,窗边的老式电话机传递过他和那个时代的声音,桌上的笔墨纸砚静候着他思想的奔涌,词句的铺展。1916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青春》一文,他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他一边探索真理和主义,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使北大图书馆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创建北方地区中国共产党的基地,他一边认真改进图书馆工作,发表了许多关于图书馆的研究文章,成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专业的奠基人。他办公室的灯光常常撕开厚重而冰冷的长夜,迎接着黎明的曙光,就是在这间办公室里诞生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上图说明:北京五四大街
二
“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词,在以前所有涉及中共党史的教科书里都有出现,而且把它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统一名称。细心的人们会发现,在最新的权威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里,已经见不到这个名词了。“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是在秘密状况下进行的,所以在1921年7月23日晚8时,在上海市兴业路76号那幢青砖黛瓦镶嵌西洋雕花的石库门房子底楼那间18平方米的餐厅里,来自北京、上海、长沙、武汉、济南、广州等地的15个人(其中,中共“一大”代表13人。)围坐在长方形的餐桌四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始之前,党的早期组织没有统一的名称,有的称‘共产党支部’,有的称‘共产党小组’,有的直接称‘共产党’。从性质和特征方面来看,它们都是后来组成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
穿长衫的、穿对襟中式纺绸上衣的、穿西式衬衫扎领带的,留八字胡的、络腮胡子的,操英语、俄语的,讲湖北、湖南话的,聚首在这幢石库门房子里。
我发现北京大学跟代表们有着很深的渊源。在代表之中,在北大学习或工作过的占了5位——毛泽东、张国焘、刘仁静、包惠僧、陈公博。此外,由于公务繁忙未出席大会而被人们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的“南陈北李”——正在北京的李大钊、远在广州的陈独秀,都是北京大学教授。
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陈独秀(1942年5月27日,病逝于四川省江津县鹤山坪的寓所。),依照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中明确使用了“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提法,正式取代了此前“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定性。陈独秀的真实形象,在人们的眼中模糊了;他连续五届担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职务期间的功劳,则更是很少为人提及,即使提及,也要加上种种限制语。

上图说明:参加五四运动游行的学校
在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陈独秀责任的定性,明确使用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提法。这一提法直到2002年版《中国共产党历史》出版,才正式变更为“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去掉了“投降”二字,显然是考虑到陈独秀一生虽然数度被捕入狱,历尽坎坷却从未变节的因素。
我沿着“一大”代表们的足迹追寻,一直追寻到他们人生的终点。当年最年轻的代表刘仁静,最后一个离开人世——1987年8月5日清早,85岁的他持剑穿过马路,照惯例到对面一所大学里舞剑,被一辆疾驶而来的公共汽车撞倒,当即死亡。
而60年前的1927年4月28日下午1点,没有到会的李大钊被荷枪实弹的士兵押解到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里一个庞大的绞刑架下,淡定自若地在敌人的镜头前留了最后的一张照片,从容地看了看风中摇曳的绞索,蹬上了绞刑架,从容就义时,年仅38岁。
人格高尚的李大钊的圣像在绞架上的定格,使素不言变的杨度一下子变了。是的,正是崇高的死唤醒了沉溺的活,使救国志不泯的杨度不再抱守他那残缺的“君宪梦”,他幡然变成革命党的同路人并最终成为其中的一员。
李大钊牺牲后,身后萧条,当时《晨报》报道说:李死后,“李妻闻耗,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益加剧,以致卧床不起。小儿女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李之乐亭原籍,家业毫无。生前唯知努力学问,不事生产,平素又极俭朴,故境状萧条”云云,于是当时的急务是死者的安葬,幸有北大同事的梁漱溟、蒋梦麟等和友人章士钊、吴弱男夫妇等出手相援,大家集资置办了棺木,才将烈士遗体装殓入棺,由下斜街长椿寺移厝至妙光阁浙寺内停放。

上图说明:五四运动学生游行路线图
李大钊的灵柩在浙寺停放整整六年后,1933年4月初,当年被北洋军阀赶回河北乐亭老家的赵纫兰带着儿女返京,准备安葬李大钊。此时,赵纫兰疾病缠身,家中儿女年龄幼小,既无钱也无力操办丧事。赵纫兰带着儿女,登门拜见李大钊昔日同事蒋梦麟、沈尹默、周作人、胡适等,请求北京大学代办安葬。
北大同事感李大钊之事迹,相与发起厚葬,这发起者的13人中,有蒋梦麟、胡适、沈兼士、何基鸿、王烈、樊际昌等,每人捐20元,后梁漱溟等各捐50元、马叙伦等各捐20元、李四光等各捐10元,外地故友闻讯捐助者,上海如鲁迅,捐了50元,国民党一些派系的要人也出钱捐助,如汪精卫一人就捐了1000元,陈公博300元,戴季陶100元,他们或与烈士生前系“同志”(戴季陶曾参与了中共的创建),或曾是“盟友”(汪精卫则是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左派”领袖),这些善款都由北大会计科代收。如果用我们久已被灌输成习惯思维的历史观,这就是很难认为的历史的事实了。
4月22日,公祭举行时,参加者中还有教育部长的李书华、农矿部长的易培基、国民党中央监委的黄少谷(都曾与李大钊于“三一八”后遭北洋军阀通缉)等,以及其生前的北大同事胡适、周作人、马裕藻等。
次日,李大钊的出殡成了声势浩大的政治示威。送葬队伍最前面是用白纸黑字写的一副巨大挽联,上联是“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下联是“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横批是“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
李大钊灵柩于同日安葬于北平香山万安公墓,那是时任北大校长蒋梦麟出面购置的墓地(并为烈士的夫人预购了穴地),墓碑则是刘半农撰写的。

上图说明:北大红楼旧址复原
三
1918年9月,毛泽东来到北大,做图书馆助理管理员时,就在一层西侧朝南的房间工作,这里是新闻报纸阅览室。他的具体工作是登记每天新到的报纸和阅览人的姓名,同时管理着天津《大公报》、长沙《大公报》、上海《民国日报》、北京《民国公报》等十五种报纸。虽然,每月只有八块大洋,但北大图书馆给他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他博览群书,接受了新文化运动中的新思潮、新学说,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进步社团活动。红楼的工作和生活是青年毛泽东的成长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塑造着他的胸襟和眼界。
红楼的一层,还开辟了蔡元培和陈独秀的专题陈列室。当年,蔡元培校长办公室是在二楼的208室,他在北大讲授的课程是“美学”。有位学生的回忆录中记下了当时课堂的情境:“他教的是美学,声浪不很高,可是很清晰,讲到外国美术的时候,还带图画给我们看,所以我们觉得很有趣味,把第一院的第二教室完全挤满了,于是没有办法,搬到第二院的大讲堂。”

上图说明:北大红楼内报纸阅览室
1917年,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设立文、理、法三科研究所,培养研究生,这是中国高校最早的研究所。1918年,他创立《北京大学月报》,又是中国最早的大学学报。蔡先生积极开展学术交流,邀请杜威、罗素、班乐卫、普朗克等名家到北大讲学。1919年,蔡元培改学门为学系,设立了14个学系。他废除年级制,实施选科制,以发展学生个性,沟通文理,蔡先生力图将北大办成以文、理两科为重点的综合性大学。蔡元培先生站在中国现代历史的转折点上,他以北大为中心,构建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新模式。
红楼一层的167房间,曾经设立了一个特别的图书室——“孑民图书室”。1947年9月,学生自治会通过决议:“为了纪念已故校长蔡孑民先生,承继兼容并包的精神,收集各种书籍,培养自由研究的风气,发扬民主与科学的传统,决定成立孑民图书室。”经校方批准后,同学们白手起家积极筹集图书,社会各界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许多出版社、报刊社及叶圣陶、巴金等名作家都纷纷为图书室捐书。短短的一年中,图书室从开馆时的1200本图书,至1949年时,已达万余册。图书室用房亦从一间扩为二间,阅览室里依然是济济一堂,大家亲切地称这里是“北大人的精神粮库”。
四
令人遗憾的是现在被称作是“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的红楼目前可供参观的只有第一楼层,其它均为“非工作人员免进”的办公用房。我只能以想象力追随着“五四”时期的先生们去二楼听课,享受精神的盛宴。每周五下午,鲁迅先生的脚步声会在红楼中响起,他步入二楼的第二教室,开始讲授“中国小说史”。鲁迅先生上课生动幽默,出口成章而引人入胜,常常使得学生忘了下课。他对小说的分析,对人物的评价,那是见解独到而切中肯綮。北大的学生是幸福的,他们下了鲁迅先生的课堂,还可以上其他名师的课程,不同的课程,同样的精彩。
胡适先生的课也同样广受追捧,他讲中国文学史(宋元明清部分)时,先从文学评论的角度,介绍王若虚的《滹南遗老集》;讲《红楼梦》和曹雪芹时,他给学生们介绍了曹寅写给康熙皇帝的奏折,他的讲课内容会旁逸斜出,让学生们大感兴趣,常有意外的收获,而学生们最喜欢听的还是他的演讲。最有趣的是胡适讲“中国哲学史大纲”的科目时,还有梁漱溟先生同时开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们两个唱起了哲学课程的对台戏。他们各有所长,讲得都融会贯通,鞭辟入里,这是多么精彩的戏码呀。北大的课堂,红楼的教室,大先生们的讲课成为那个时代的青年北大的学生心中最酷炫的青春记忆。

上图说明:北大红楼内蔡元培像
1919年5月4日,红楼西面的钟声在春风里回荡,北大的学子在红楼北面的操场集合,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内务部警官学校、交通部铁路管理学校、中国大学、民国大学、朝阳大学等13所大中学校的热血青年们奔赴天安门广场。思想的力量终于汇聚成了行动的洪流。北大的培育,青春的热血,让他们坚持做一个有脊梁有理想有担当的新青年,“五四”运动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推动了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结果,事态演变成了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北洋政府当即抓了32名学生。其中有北大的学生20人。
得知学生被抓,蔡元培一直没合眼,一直营救学生到5月7日。反复和政府磋商,甚至放了狠话:“要治罪,治我一个人罪好了!”有如此担当的校长,全天下恐怕也只有蔡先生一人了吧!
当学生被营救,蔡元培立即向北洋政府提出辞职!北京各个高校苦留蔡先生也是感天动地。北京各校代表开会决定,以北大全校师生名义,呈请政府挽留。各校同盟罢课后援:“蔡先生如一日不回,我们就一日不开课。蔡先生不留任,北大全体教职员一起辞职!”

上图说明:蔡元培任北大校长
高校联盟代表团27人前往天津寻找蔡先生,到了天津,听说蔡先生已返回上海,又推举4位代表去上海找蔡先生。这一追就是1000多公里。这就是读书人的义薄云天,这就是读书人的惺惺相惜。
……
百年对于个体的生命来说,是足够一生的时间容量,而这历经百年的红楼中,蕴含着那么多生动的时代影像和丰厚的历史记忆,承载着北大的发展、中国现代高等教育新模式的建构过程,也承载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建构过程。
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刘半农、梁漱溟、傅斯年……他们的身影留存在这座大楼的记忆中,他们的生命曾经向华夏辐射着思想的光芒和精神的能量。
我们都是时光中的旅人,而时光是生成故事无可匹敌的高手。我取下相机的镜头盖,拍下一张张背依着湛蓝晴空,身沐着明亮阳光的红楼,与其说我想要将红楼的影像保存在内存卡里,不如说是想留存在心灵的空间里。(完)

上图说明:大教室

上图说明:北大红楼一楼

上图说明:李大钊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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